教育驱动的县域城镇化与规划政策反思

县域是完成农民就近城镇化、实现城乡要素跨界配置、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最为基础的空间单元.在一些户籍人口规模大的县域,县城公共服务设施的提标扩面是保障城镇化质量的关键,而教育设施至关重要.通过剖取皖北太和县重点研究,发现该类县城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基础教育驱动人口集聚的城镇化景观,现象背后折射出农业转移人口以家庭为单位用时空成本换代际流动的诉求,即该类城镇化的动力机制.农村学生家庭在乡城迁移过程中发生了从"半耕半工"向"半工伴读"的分工模式转变,家庭成员因就近陪读和远距离务工相结合而呈现横跨乡村—本地县城—异地大城市的时空离散.以教育为媒介,上一代在付出巨大时空成本的同时,下一代进行着"城市性"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的社会习得,积累融入社会阶层体系的文化资本,乃至以考学作为通道,实现基于代际之上的城镇化.研究对于具体规划实践中,认识县域城镇化的特征趋势、扩大县城公共服务设施布局中教育资源的供给,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实证基础.     

管理层权力制衡强度、债务约束与企业创新投资

企业创新是国家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受到管理层意愿的影响，因而需要对内部经营者的权力进行制衡。以2010-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管理层权力制衡强度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以及不同债务约束情境下高商业信用配置、高负债水平的调节效应，此外，还考察了产权性质的差异化影响。研究表明，管理层权力制衡强度越大，企业创新投资水平越高；高商业信用强化了该促进作用，而高负债水平弱化了该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制衡强度与企业创新投资的关系在民企中更显著；国企能够更好地获得和运用商业信用，使其高商业信用对该关系的强化效应更显著；民企具有更强的债务约束，其高负债水平对该关系的弱化效应更明显。     

短期债务、商业信用与企业风险承担——基于上市非金融企业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7-2017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研究商业信用和短期债务(仅包括企业短期借款和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两部分)两种融资方式对于企业风险承担影响的差异性,结果表明资产负债率越高的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越低,商业信用会降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短期债务能显著提高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进一步将短期债务细分为短期债务比重高和比重低的两组,对比二者对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时发现,短期债务比重较低时,适当增加它的比重能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当短期债务水平超过某一限度时,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会随着短期债务比重的增加而降低;此外,研究还发现商业信用对短期债务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具有负向调节作用。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需要结合自身的经营状况,恰当安排商业信用和短期债务的比例关系,形成合理的债务结构,建立相应的预警机制并充分发挥商业信用的调节作用,以降低企业风险。     

金融科技对传统银行行为的影响——基于互联网理财的视角

本文使用2011-2015年263家银行的年报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基于蚂蚁金服用户数据构建的地市级数字金融普惠指数,探究金融科技的发展对银行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科技的发展实质上推动了一种变相的利率市场化,改变了银行的负债端结构,使得银行负债端越来越依赖于同业拆借等批发性资金。负债端结构的改变导致银行资产端风险承担偏好上升,但是借贷利率和净息差都有所下降。即银行选择了更高风险的资产来弥补负债端成本上升所造成的损失,但并没有将成本向下游企业转移。此外,本文还发现规模越大的银行受到金融科技的冲击越小。     

共享摊位的可行性分析——基于福建省福州市南后街步行街的实证研究

文章结合2020年“两会”以及《政府工作报告》所聚焦和关注的地摊经济热点,针对福建省福州市南后街步行街流动摊贩聚集处的市民进行实证研究。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了解流动摊贩的关注程度、区位影响等。依据防疫阶段的经济发展状况,提出“共享摊位”的概念,结合地摊经济有成本低、门槛低、风险低的特点,对共享摊位的可行性进行全面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