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渎职罪主体的思考

有效的打击渎职犯罪是我国廉政建设的需要，而渎职犯罪的主体历来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本文通过分析中国渎职罪主体的沿革，考察各国关于渎职罪主体的规定，以及辨析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国家工作人员和公务员的关系，指出将渎职罪的主体界定为“公务员”，可以很好的满足我国司法实践的需要，有利于我国的法制建设和统一。     

食品监管渎职罪研究

基于风险社会的种种突发性危机,罪责刑法理论已无力应对现代科学技术的风险,因此提出风险刑法理论,更好的防范和化解风险,满足社会安全的政策需要。风险刑法下的食品监管渎职罪兼顾比例原则和谦抑原则,做到风险的防御与两者的合理协调。风险刑法下的食品监管渎职尽早的阻断了法益被破坏的危险,保障了消费者的饮食安全。食品类犯罪通常具有潜伏性、不可预测性、受众范围广和证明难度大等特点。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正确行使监管责任控制不安全食品流入市场显得尤为重要。     

牢狱之后今何在

1 刘宗朝 入狱年龄：45岁 原职务：重庆国光集团总裁 入狱原因：非法集资、渎职罪 坐牢时间：1996年至2000年 目前状态：自2000年出狱以后，刘宗朝的妻子、弟弟等亲人先后去世。2001年起，刘宗朝独自生活在重庆九龙坡铁路新村一间破败的小屋里，逢人便自我夸耀光荣往事。当记者采访时，把15年前当地歌颁他的报纸找出来给记者看。将近10年的时间里，     

论徇私枉法罪主观要件及共犯

徇私枉法罪是司法工作人员渎职犯罪中的一种,在司法实务中虽然不属于多发罪,但对司法公信力的危害极大。目前在该罪构成条件上尚有争议。本文认为,"徇私"、"徇情"并非只是一个概念,而是需要查证的具体事项;在内外勾结案件中,司法人员应起主要作用。     

渎职犯罪案件适用法律疑难问题研究——以行为主体的司法认定为视角

渎职罪行为主体,除个别犯罪外,都是特殊主体,即具有特定身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是渎职罪的主体,不能构成渎职罪。行为主体的认定是查处渎职犯罪的重要要素,但囿于现有立法解释对渎职犯罪行为主体性认定不甚明确,在司法实践中常出现认定过宽则有过度类推或扩大解释之嫌,认定过窄则有放纵渎职侵权行为之扈。所以,以主体的职权、职责为评价内容,并辅以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授权、委托外观,是正确认定渎职犯罪行为主体的关键,也是查处渎职犯罪的重点所在,更是保障公权力运行的有力支撑。     

国资委工作人员能否成为渎职罪的犯罪主体辨析

根据法律规定,国资委代表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不行使政府的社会公共管理职能,因此,国资委工作人员能否成为渎职罪的犯罪主体便成为问题.国资委具有行政管理者和出资人两重属性,其工作人员属于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经国家机关授权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资委工作人员在履行职责时,可以成为渎职罪的犯罪主体.     

官吏渎职罪与中国传统法律“明主治吏不治民”特征的形成

"明主治吏不治民",即法律重心和主体是官吏法特别是惩处官吏渎职罪之法;中国传统法律的发展演变是对加强官吏治理的回应,或曰"以律治吏"是中国传统法律发展的动力。此乃中国传统法律区别于世界上其它法律传统的最重要的特征。此论点自我2002年系统提出(见《"明主治吏不治民":传统中国法律中的官吏渎职罪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以来已渐获学术界广泛认同。本文旨在讨论中国古代早期官吏渎职罪法律的肇始和演变,揭示中国传统法律"明主治吏不治民"特征的缘起。     

食品监管渎职罪的司法适用问题及对策

食品监管渎职罪的司法适用存在多方面的问题，主要有两方面的原由：其一在于食品监管渎职罪本身立法上存在诸多缺陷；其二表现在食品监管体系层面。鉴于此，食品监管渎职罪要走出其司法适用困境，需在厘清主要问题的基础上重新审视各个方面的弊端，修正食品监管渎职罪的相关条款，强化食品监管渎职罪与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耦合度。     

解析反腐新罪名

从1979年《刑法》的贪污罪、渎职罪到1982年《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从1988年《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到1995年《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从1997年《刑法》“贪污贿赂罪”规定到修正案的增补、修订,至近日《刑法修正案（七）》受贿罪名的新增,不难看出我国的反腐立法正在逐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