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设金融行业从业人员背信罪的探讨

金融行业从业人员违背信托责任从事非法行为,对金融秩序和公私财产权造成极大损害,而刑法规制条款的缺位则是该类行为屡有发生的重要原因.由此,设置金融行业从业人员背信罪成为防止类似行为发生的重要措施.由于此类行为的特殊性和典型性,罪名的确定、罪状的设置及刑罚的配置都需要具体分析和深度思考.刑法的谦抑性决定了刑法的最后性和补充性,因此,前置制度的完善与对背信行为的堵疏结合才是治本之策.     

声音

<正> "我今天将辞去三星董事长一职,我很难过,因为还有很多事要做,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会把过去的错误一并带走。"——掌管三星集团长达20年的李健熙在向全国电视直播的简短声明中如此表示。他愿通过立即辞职,为因逃税及背信罪而被起诉一事承担"全部责任"。"今年实现销量100万辆目标不是问题"     

对《印度之行》中反映的文化冲突的反思

很久以来E·M·福斯特的扛鼎之作《印度之行》被许多评论家看作成是一部政治小说。但这本在文学史上产生重大影响并至今仍受到读者欢迎的作品有更深层次的含义,就连福斯特自己也说:“我所描写的印度在政治上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印度社会也有很大的变化——我在作品中还试图卸任,而人可能还没有多大的改变……我还试图表现生活在一个至今仍无法为人们理解的世界中的人的困境。”可见,在阅读该书时,读者应意识到书内所蕴含的文化启示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     

政府"预算背信"行为可诉性研究

在强调预算治理的当下,可诉性理念越来越成为预算制度的必备要素.预算监督是公民的基本权利,而构建预算的可诉性机制,在预算监督中架设公众参与的司法桥梁,是保障预算监督的有效方式.预算可诉性机制通过司法能动主义矫正政府的预算背信行为,将公众与政府同置于司法的天平之上,既可以确保预算监督中的公众参与,也可以震慑政府在预算执行中的不规范行为.因此,建立和完善预算的可诉性制度,是实现预算民主和预算法治的必由之路.     

控股股东背信须民事赔偿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背信行为,多数是通过董事、高管等背信行为来实施完成的,如果将损害中小股东的赔偿责任主体限定为公司的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作为实际侵权人躲在董监高身后,毫发无损,这是很不公平的     

经销商突变，企业如何“启下”

经销商突然背信弃义，或倒戈相向。都可能让其上游企业陷入困境——出路在哪里?     

我国刑法中的背信类犯罪及其立法完善——关于增设金融行业从业人员背信罪的再思考

为了准确有力地惩治金融证券期货市场上的犯罪，可以参考国外违背信任罪的长处，完善我国刑法中的现有规定。以特别背信罪的形式规定金融行业从业人员背信罪，符合中国的实际，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较高的可操作性。处理好刑事法与其他法律的衔接问题、完善诉讼制度、加强金融监管、扩大金融行业从业人员的投资途径，都是完善金融从业人员的法律规范所必要的配套措施。     

保险诈骗罪中保险标的的实质判断

保险诈骗极易引发背信厌恶这一心理现象。虚构保险标的的判断标准应当被限定在破坏保险人风险估测的科学性，进而侵害保险人信赖的行为之上。冒用他人身份投保的行为虚构的是保险利益而非保险标的；事后投保行为属于虚构保险标的，因为此时保险法律关系还未成立，保险标的仍有待检验；重复保险不属于虚构保险标的，因为《保险法》所规定的重复保险之通知义务并非出于保障保险人风险估测科学性的目的，而是为了避免他人通过保险不当得利，并防范道德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