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大股东治理机制的有效性——基于制度环境的分析

结合制度环境深入考察了多个大股东的行为选择及其作为一种治理机制的有效性问题,我们发现,多个大股东的公司治理作用只有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下才是有效的,而在制度环境很不完善的条件下,外部大股东的监督是不存在或者说多个大股东的公司治理作用是无效的。     

银企关系与会计信息稳健性——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Watts（2003）的契约理论为基础，分析股东与债权人之间利益冲突对会计信息稳健性的影响。虽然会计信息稳健性有助于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但是如果股东可以作为公司的债权人，则投资者对会计信息稳健性的需求下降。本文采用Basu（1997）模型分析了2004年中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稳健性，发现国家控制的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稳健性程度较低，而民营控制的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稳健性程度较高，但是股东特征对会计信息稳健性的影响，随着银行在公司中利益的增加而趋于一致。     

建立法人股东为主导的股权治理模式

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结构的基础,其设置状况是否合理对公司治理结构的效率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文章针对当前上市公司股权治理的弊端,设计出一种股权持有者多元化、股权集中程度分散化的股权结构,并提出我国上市公司应建立以法人股东为主导的治理模式.     

论股东表决权的限制

表决权是股东最本质的固有权利,原则上不得剥夺并限制。但是,决议的最终目的是公正地产生股东们普遍意愿,决议应代表全体股东或大多数股东的利益。但有时候会存在大股东滥用表决权或表决权的行使会损害公正性的危险。因此,本文将从股东表决权的限制角度,阐述如何实现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     

公司治理对高管报酬的调节效应分析——基于民营上市公司大股东控制、董事会监督的视角

文章以2006年深、沪两市的235家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大股东控制、董事会监督对民营上市公司高管报酬的调节效应。实证结果为: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公司绩效与高管报酬正相关,董事会监督的调节作用会强化二者正相关关系,但大股东控制的调节作用会扭曲二者的正相关关系。结论表明,在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报酬决定中存在"赎买效应"和"任职激励效应",加强对大股东控制的监管,推进董事会独立性的建设,对于提升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政府补贴、机构股东与成本粘性

以2013—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拓展的成本粘性模型,探究“八项规定”后政府补贴、机构股东对企业成本粘性的影响,以及机构股东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政府补贴增强了成本粘性,机构股东能抑制成本粘性,机构股东对政府补贴与成本粘性之间的关系起负向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补贴对成本粘性的影响与企业产权性质无关;机构股东对成本粘性的影响以及机构股东的调节作用仅在非国有企业中存在。不同地区,政府补贴、机构股东、成本粘性之间关系不同。政府补贴对成本粘性的影响仅在地方政府官员未发生变更年份时存在;机构股东对成本粘性的影响与地方政府官员变更无关,但机构股东的调节作用仅在地方政府官员未发生变更年份存在。     

基金羊群行为的博弈分析

本文从博弈角度对信息不完全和声誉报酬型羊群行为的生成机理进行了剖析，最后从博弈均衡解出发，给出了弱化羊群行为的对策。     

上市公司资本运营过程及价值分析——基于飞天系的案例

控股股东利用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通过关联交易、资金占用、资产置换等手段掏空上市公司,获取私有收益的案例层出不穷。本文通过对飞天系资本运营过程的描述分析和特点归纳,揭示其对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价值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提出建议。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权与小股东权益保护

股权集中型公司是现代公司的主流组织形态之一,其代理成本主要产生于控股股东与小股东之间存在的利益冲突.通过发行多种类股票、交叉持股和金字塔式控股等方式,控股股东能够获取比与其股权份额相对应的名义控制权更大的实际控制权,因而更容易发生以侵害小股东权益作代价追求控制权私下收益的道德风险行为,致使代理成本高昂.声誉机制和法律手段能够迫使控股股东收敛侵占行为,且法律手段较声誉机制更为有效.在中国,声誉机制对控股股东基本不起作用,保护小股东权益的最为有效的措施是完善相关立法并加大执法力度.     

从国营到国有——国家股转让效果分析

本文系统地研究了从1997年到2000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生的国有资产局将控制权转让给国有独资企业和国有法人企业的案例数据。研究发现国家股控制权转让后公司业绩有了明显的改善,同时证券市场对国家股转让行为做出了积极的反应,产生了明显的超额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