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企业更清洁吗？——基于微观企业数据的再考察

基于工业企业数据以及环境统计数据,构建1998-2007年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出口对企业二氧化硫排放强度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相较于非出口企业,出口企业二氧化硫排放强度较低;企业出口强度越高时二氧化硫排放强度越低。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所属行业以及企业所在地区差异均会对二氧化硫排放强度产生影响。具体表现为,污染密集型制造业行业中,出口企业比非出口企业更为清洁;相较于其他地区而言,东部地区企业出口对二氧化硫排放强度的降低幅度更为显著。在排除两控区环境规制因素对回归结果的影响,并且通过IV(2SLS)以及PSM-DID等方法处理内生性问题后,本文的回归结果依然稳健。机制分析表明：出口企业一方面通过提高新产品产值——R D,另一方面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降低了企业的二氧化硫排放强度。此外,通过对企业出口状态的改变(广延边际)和企业出口强度的改变(集约边际)的比较发现,出口企业二氧化硫排放强度低的主要驱动因素在于广延边际而非集约边际。     

产权残缺的折价效应及影响机制： 基于秦皇岛市“小产权房”交易价格的研究

研究目的：基于秦皇岛三个市辖区“大”“小”产权房市场交易价格数据,探究产权残缺在住房交易价格中的折价效应,并测度其中由于产权残缺引致的教育资源差异对交易价格的影响。研究方法：Hedonic特征价格模型、倾向得分匹配（PSM）和双重差分模型（DID）。研究结果：（1）产权残缺的折价效应在理论上包括产权不清导致交易成本升高所带来投资价值的折价,以及无法享受完整产权所保障的公共服务而导致使用价值的折价。（2）控制其他因素,秦皇岛“小产权房”相较“大产权房”折价约42.31%。（3）“小产权房”折价效应中约25.81%可归因于无法享受完整产权所保障的公共基础教育资源。研究结论：产权残缺的折价效应客观存在,深入探讨产权残缺对“小产权房”价格的影响对理解不动产交易价格形成机制具有理论意义,并在实践中为化解产权残缺带来的负外部性提供可能的治理思路。     

制造业产出服务化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 ——基于产品市场竞争的视角

制造业服务化是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的重要内涵之一,按生产关系分为投入服务化和产出服务化,产出服务化反映了制造企业向“微笑曲线”两端服务环节转型。基于产品市场竞争视角,从市场势力和产品差异化两方面探究制造业产出服务化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并通过构建产出服务化测算指标,选取2008-2018年中国1987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运用PSM-DID方法对制造业产出服务化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1)制造业产出服务化显著提升了企业绩效,但存在明显的地域与所有制差异。东部、中部地区以及民营制造企业产出服务化对企业绩效的提升效果较为显著,西部地区以及国有制造企业绩效的提升在考察期内并不明显,外资企业产出服务化降低了企业绩效水平;(2)制造业产出服务化可通过“市场势力”效应和“产品差异化”效应共同促进企业绩效水平的提升。但在地域与所有制上差异显著,东部、中部地区以及民营制造企业存在“市场势力”效应和“产品差异化”效应,西部地区、国有以及外资制造企业产出服务化虽能有效提高企业的市场势力和产品差异化水平,但对企业绩效水平的提升并不明显。因此,应从市场环境、社会分工、人力资本积累等方面为制造业服务化提供保障,帮助制造企业获取竞争优势。     

标准地土地供应模式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研究——基于PSM-DID的经验证据

研究目的：探究标准地土地供应模式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研究方法：PSM-DID，中介效应模型。研究结果：（1）标准地土地供应模式的实施显著促进了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2）从机制分析来看，工业结构优化和创新水平提升是标准地土地供应模式助力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作用路径。相较于创新水平提升，工业结构优化在标准地土地出让模式影响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中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中介作用。研究结论：地方政府应结合自身发展目标和现状，通过持续推行标准地土地供应模式，引导工业结构优化转型、鼓励内部技术创新和外部先进技术引进等措施促进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营改增”提高还是降低了服务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意愿?——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

文章以"营改增"试点服务业企业为研究对象,利用2008-2015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借助政策实施前后公司专利数量的变化,从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双视角经验研究了"营改增"对服务业企业技术创新意愿的影响。双重差分模型（DID）、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模型（PSM-DID）以及三重差分模型（DDD）的估计结果都一致地表明,"营改增"政策显著地抑制了服务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意愿;进一步地,通过作用机制检验发现,"营改增"对服务业企业技术创新意愿的抑制作用可以通过提高企业绩效实现。上述检验结果意味着,"营改增"通过提高服务业企业的经营绩效使得企业在较低的创新水平上也能够很好地生存,鉴于技术创新的高风险性,企业行为更趋于短期化,对技术进步和提高生产率缺乏足够的动力和热情。文章不仅丰富了"营改增"之于企业创新的实证研究,而且有助于理解中国企业缺乏创新动力的制度性诱因,对政府后续产业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而明晰的政策含义。     

“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沿线城市绿色创新“增量提质”吗？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平台,推动绿色发展是其题中之义。绿色发展的关键在于绿色创新,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DID）,以我国280个地级市2005—2019年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从“数量”和“质量”两个维度实证检验“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对我国沿线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作用机制及时空差异。研究发现：(1)“一带一路”倡议有效促进了中国沿线城市绿色创新的“增量提质”;(2)“一带一路”倡议可以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效应、数字经济赋能效应和资源集聚效应促进中国沿线城市绿色创新的“增量提质”;(3)相较于东部和西部城市,“一带一路”倡议对中部城市的绿色创新具有更显著的促进作用;(4)“一带一路”倡议对非资源型城市和特大城市绿色创新“增量提质”作用更加显著。研究结论对于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向高质量发展转变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COVID-19 impact on firm investment—Evidence from Chinese publicly listed firms

The COVID-19 outbreak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business cash flows and investment activities. This paper examined the COVID-19 impact on Chinese business investment in 3326 A-share listed quarterly financial reports, from which it was found that the negative relationship was more pronounced in the large, eastern Chinese state-owned firms. Using a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method an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estimation, corporate financial flexibility was also examined, with the results indicating that high cash flexibility provided a buffer that allowed firms to better deal with adverse external shocks as the firms that had high cash flexibility were able to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ir investments after the COVID-19 outbreak. Various robustness tests were conducted, all of which verified the robustness of the results. Overall, the empirical results provided evidence that the COVID-19 pandemic in China had a negative impact on Chinese listed firms, and verified the vital role of flexible financial reserves for firm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during crises.     

智慧城市建设能促进绿色发展吗？-基于“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基于2006-2018年我国156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将2012年智慧城市建设全国性试点政策作为一次准自然实验,通过PSM-DID方法检验智慧城市建设的绿色发展效应和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国家试点的智慧城市政策显著提高了我国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就地区异质性而言,相比于中西部区域,试点智慧城市政策对东部区域城市绿色发展的效果更加明显;机制检验显示：试点智慧城市政策在全国和中西部地区分别通过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产生绿色发展效应,在东部地区则通过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建设实现绿色发展,并据此为我国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提出政策建议。     

不同模式农地整治的减贫增收效应研究 ——基于匹配倍差法估计

研究目的:探讨PPP模式农地整治和政府主导模式农地整治分别对建档立卡户和非建档立卡户的减贫增收效应及其差异。研究方法:可持续生计框架、问卷调查法、匹配倍差法。研究结果:政府主导模式农地整治对两类农户家庭总收入、农业收入的增加有显著影响且对非建档立卡户影响更大,对非建档立卡户财产性收入、工资性收入的增加有显著影响但增加值较小;PPP模式农地整治对两类农户家庭总收入、财产性收入及工资性收入的增加有显著作用,且对非建档立卡户影响更大;PPP模式农地整治对农户总收入、财产性收入及工资性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远大于政府主导模式。研究结论:应重视农地整治在扶贫工作中的重要作用,积极推进PPP模式农地整治的扶贫,完善相关政策并引导社会资本积极参与,同时加强农地整治扶贫与其他精准扶贫手段相结合,以促进农地整治项目区内农户全部脱贫。     

志愿服务、年龄差异与主观幸福感

文章以中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为例,基于2013-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采用有序Logit、OLS、PSM-DID等方法,尝试解答助人会让人变得更幸福以及助人会对不同年龄群体幸福感产生差异吗等问题。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中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有助于提升幸福感水平,且在考虑到内生性问题情况下,该结论仍成立;第二,进行分样本讨论发现,这种影响存在年龄差异。具体而言,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对幸福感有显著提升作用,但对中年人影响并不显著;第三,经济因素并不对志愿服务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起调节作用;第四,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发现,中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通过提升积极情绪实现,而消极情绪则起遮掩效应。文章的研究意义在于,理论上,梳理了国内外关于中老年人志愿者服务对幸福感影响的文献,丰富了当前我国中老年人志愿服务参与和幸福感关系的理论和经验研究;实践上,为推进我国中老年人志愿服务参与、保障幸福老年生活及构建互助的社会网络支持体系提供了一定的建议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