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的赋税改革

赋税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唐代以前,我国实行的是“以人丁为本”的税收制度。唐玄宗时,为了弥补国家财政不足,在租庸调制以外,又将地税和户税定为常税,赋税制度开始由“以人丁为本”向“以资产为宗”过渡,开创了我国赋税改革的新思路。唐德宗时,实行两税法,确立了我国“以资产为宗”的赋税制度,这是我国赋税史上的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改革。     

税制变革、人口增长及其对中国历史演进的长期影响——基于“两税法”前后的考察

正确认识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增长对理解中国经济与社会的长期变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文章使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中国历史上税制变革的人口效应及其长期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不但税额的变化对人口增长有很重要的影响,而且税制结构的变化也是影响人口数量的一个重要因素:(1)当税额给定时,丁税占比与长期人口水平负相关,与稳态人均产出以及稳态家庭收入正相关;(2)当税收结构给定时,税额与长期人口水平负相关,与稳态人均产出正相关,对家庭收入的长期影响则取决于丁税占比和劳动产出弹性的大小.结合历史上赋役变化的具体情况,我们预测两税法以来的税制变革倾向于释放更多的人口,并引起劳动生产率的长期下降,但是,稳态人口水平的提高却为两宋以后王朝寿命的延长提供了经济基础.文章对于分析当代税收的长期经济效应以及研究税收调整和税制改革也具有一定的启示.     

再论唐代市舶使置废问题

唐代市舶使置废连续性的问题,一直未能引起学界重视。通过倒溯史料,可以推测德宗至文宗朝曾长期弃置市舶使。由于市舶使是朝廷派出的市买蛮宝的使者,而市买的财源又出自中央藏库,故其废置会受到朝廷财政收支状况及相关政策的直接影响。德宗推行“两税法”后,为利用“进奉”及“宣索”等手段争夺财政收入,朝廷一度停止派遣市舶使,改由岭南节度使购买蛮宝进上。但这给地方财政带来了较大压力,故文宗开成(836—840)初年,在岭南节度使卢钧的请求下,唐王朝再次恢复了市舶使的设置。     

古代13位理财家连载之十二 张居正:“深心奉尘刹”(下)

"反思改革者的命运,人生乃‘白驹过隙’,每个人都无非以不同的方式走完这个过程而已。"作为一代政治家、理财家、改革家,张居正声势显赫,人称"救时宰相",但在隆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生前身后毁誉悬殊,恰     

试论两税法的财政改革及其对唐中,后期经济的影响

试论两税法的财政改革及其对唐中、后期经济的影响王复华一、两税法创制的时代背景唐初，高祖李渊在均田制的基础上制定了租庸调法，又经太宗李世民的整顿，到玄宗开元、天宝间，前后共１２０多年一直使用不变。在这段时间里，社会经济稳步上升，户口逐年增加，财政赋税制...     

倾听地籍声音

编者按:在漫长的历史沿革中,地籍,这一维护国家机器运行的工具,从无到有,其地位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唐代中叶实行"两税法"前,地籍依附在户籍中;唐代中叶至明代中叶,地籍与户籍处于平等地位;明代中叶后,地籍地位高升于户籍之上。不管历史如何变迁,地籍前进的脚步从未停滞。进入"十二五",在对土地权利的重视与保护上升到前所未有高度的今天,时代对地籍     

杨炎“:量出为入”理财

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在中国财政史上,与"量入为出"相对应的理财思想是"量出为入",也叫以支定收,是指在合理确定财政支出范围及规模的条件下,根据支出确定收入。早在西汉时期,理财家桑弘羊实行盐铁酒专卖时就有"量出为入"的意识,但没有明确地提出"量出为入"的概念。直到唐朝德宗时期的宰相杨炎在进行"两税法"改革时,才正式提出了"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的理财思想。杨炎(公元727年—781年)是一个有才气的官员,唐代宗大历     

我国农业税的演进过程

千百年来,农业税一直是我国财政的主要来源,也是农民背负的一项沉重负担,均平税负和取消农业税就成了农民的理想和愿望.2005年12月19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的决定,宣告中国进入了后农业税时代,这是一项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英明决策,不仅为农民带来了实惠,也为社会的安定团结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活力,揭开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篇章.     

两税法非为党争之产物：—从肃、代二朝财政改革对推行两税法的意义谈起

唐德宗即位后在全国推行杨炎所倡行的两税法以取代自唐初以来便被奉为国家正税的租庸调制，对后代历朝赋税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代、德二朝之际，朝廷内部也发生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其中以扬炎与著名理财家刘晏之争最为突出，有些学者因而认为杨、刘矛盾的发展，引起了理财政策的变化，两税法便是当时朝廷党争的产物，与刘、杨之间的冲突有密切的关系，杨炎企图用两税法来抗衡刘晏所掌领的财赋权，以削弱刘晏的财经职权，从而动摇刘晏的政治地位，本文探讨肃、代二朝所推行的各项财经整顿和赋税改革对后来两税法的酝酿与实行所具的积极意义，从侧面说明了两税法的产生是唐朝在安史之乱后进行财政改革的必然结果，并非政治斗争的产物，更不是杨炎特意用来打击刘晏的政治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