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效应研究——来自京津冀城市群的经验证据

绿色发展是推进京津冀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举。文章基于2006—2019年京津冀城市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方法实证分析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在正、负外部效应双重作用下，产业协同集聚对京津冀城市群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倒U”型影响，同时存在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该影响效应存在产业异质性，制造业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更强的作用效果以及更高的拐点值，且产业协同集聚能够通过绿色技术效率及绿色技术进步“双引擎”作用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结果可为如何依托产业协同集聚促进京津冀城市群绿色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房产税能否抑制实体经济"脱实向虚"——来自上海和重庆的经验分析

本文利用我国35个大中城市2006-2018年的平衡面板数据,基于上海和重庆在2011年实施的房产税试点政策,运用合成控制法检验房产税政策能否抑制实体经济"脱实向虚"发展的趋势.研究结果显示,房产税政策能够有效地遏制地区房地产业新增产值占GDP的比重的上升,促使实体企业回归主业,增加实体投资,实现促进实体经济朝着"脱虚返实"方向发展的作用.鉴于此,本文提出应加快推进房产税政策在全国范围内的实施,并在政府补贴、银行贷款等方面采取一系列配套措施鼓励实体企业进行更多的实体投资.     

管理层权力制衡强度、债务约束与企业创新投资

企业创新是国家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受到管理层意愿的影响，因而需要对内部经营者的权力进行制衡。以2010-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管理层权力制衡强度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以及不同债务约束情境下高商业信用配置、高负债水平的调节效应，此外，还考察了产权性质的差异化影响。研究表明，管理层权力制衡强度越大，企业创新投资水平越高；高商业信用强化了该促进作用，而高负债水平弱化了该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制衡强度与企业创新投资的关系在民企中更显著；国企能够更好地获得和运用商业信用，使其高商业信用对该关系的强化效应更显著；民企具有更强的债务约束，其高负债水平对该关系的弱化效应更明显。     

高铁开通促进了非枢纽城市企业高质量发展吗?

本文基于2008—2018年非枢纽城市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高铁开通对非枢纽城市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高铁开通提高了非枢纽城市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了其高质量发展.分组回归结果显示,高铁开通对非枢纽城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中部地区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民营企业以及二线和三线非枢纽城市企业,而对东部和西部地区企业以及国有企业的影响不显著,对资源密集型企业以及一线非枢纽城市企业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本文从微观企业层面拓展了高铁建设的经济后果研究,丰富了非枢纽城市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的文献,对高铁建设的规划布局及其经济分布效应分析具有参考意义.     

京沈高铁对阜新经济效应的影响

随着高铁时代的来临,本文以京沈高铁为研究对象,参照哈大高铁对沿线中小城市的影响,主要是以铁岭西站为例,运用对比法,与相似城市进行对比分析,研究京沈高铁对阜新城市经济效应的影响,并结合当前的社会情况和高铁建设提出建议。     

资本外逃的经济效应与应对政策选择研究

资本外逃是一个复杂的经济问题,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并会给一国经济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风险和损失。基于此,论文梳理了资本外逃的研究现状,提出了资本外逃所产生的经济效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资本外逃的政策选择,为一国在治理资本外逃时提供了政策选择和借鉴。     

增信服务还是腐蚀效应:论金融科技等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的风险信号

提出行业性风险暴发的"腐蚀效应"理论,即存在着一种特殊的行业风险暴发过程:行业中各个企业的倒闭是沿着企业的资质链从低到高的顺序发生的.该过程的存在得到了数据回归证实.对于科技金融等新兴行业,警惕和积极防范腐蚀效应,对防范行业性风险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客户信任高度依赖的新兴行业,如金融科技等,最容易出现腐蚀效应.因此,在一度高速膨胀的网络贷款领域出现腐蚀效应具有一定必然性."腐蚀效应"的存在也否定了当前把网络贷款行业大面积爆雷的原因归咎于其开展"增信服务"的普遍观点,真正引发风险的原因是网络贷款行业中的企业资质参差不齐和无序竞争造成的无谓成本的大幅增加.从政府对行业的管理视角来看,在促进行业发展时不忘记防范风险十分重要.这在实质上是对制度-制度接口的设计问题.因此应当以制度设计理论来指导防范风险政策的制定,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中小企业股权众筹的风险及防范建议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股权众筹这一新型融资模式成为中小企业融资的新途径。党的十八大后,我国提出了金融监管转型的新要求,要求转变政府职能,推动新常态下资本市场的发展。对于股权众筹运行中的种种问题,给监管部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显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