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形势下我国货币政策的操作实践

自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开始进入新一轮的经济下行期。2008年9月雷曼兄弟的破产后,美国次贷危机迅速演变为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世界经济因此急速下滑,我国同样不能独善其身。本文通过分析当前我国货币政策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和研究日本实施数量型货币政策的经验指出在目前传统利率刺激经济政策空间缩小的情况下,我国应采用数量型货币政策并配合财政政策以实现国家宏观调控的目标。     

金融创新对我国数量型货币政策中介指标有效性的影响研究

货币政策中介指标分为数量型中介指标和价格型中介指标两类,中介指标是连接货币政策操作目标和最终目标的桥梁,通过中介指标监管部门可以提前判断政策的实施情况,进而及时进行政策调整,因此,中介指标的选择决定了货币政策传导的效率,影响着货币政策调控的效果。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以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作为金融变量的数量型货币政策中介指标的有效性越来越低,而以利率作为金融变量的价格型货币政策中介指标的有效性不断增强,我国开始考虑向价格型中介指标过渡。本文通过对已有文献进行梳理,分析金融创新背景下我国货币政策中介指标运行现状,并进一步探讨金融创新对我国数量型中介指标的有效性影响,得出当前我国货币政策中介指标面临的困境,并给出完善我国货币政策中介指标选择的对策建议,以供参考。     

汇率市场化对货币政策有效性与独立性的影响研究——基于NOEM—DSGE模型的模拟

本文构建新凯恩斯小型开放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在统一框架下研究资本管制程度不同时汇改如何影响我国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独立性。通过模拟分析发现:汇改能提升两类政策的有效性,同时又能增强价格型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但会降低数量型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资本高度流动和富有弹性的汇率制度搭配可以增强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但不能增强数量型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协调推进汇率市场化和资本账户开放有助于提升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独立性。利用月度数据以及不同的货币政策规则方程分析结论仍然保持稳健性。结论显示随着汇改的持续推进,我国的货币政策要逐步过渡到以价格型为主,这样既能提升货币政策有效性又能增强货币政策独立性。     

数量型政策工具与价格型政策工具

所谓数量型政策工具（以下简称数量型工具）,意为控制货币供应数量的调控工具（例如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可以冻结部分流动货币,反之则增加流动货币的数量）。而价格型政策工具（以下简称价格型工具）主要是指,通过资产价格变化,影响微观主体的财务成本和收入预期,使得微观主体根据宏观调控信号调控自己行为（例如调整汇率）。     

GDP降速与财政过日子

十二五期间,我国的经济要实现从粗放型朝着集约型,从数量型朝着质量型转型。这已经不是一种口号,而是形势所迫。这一转型很大程度上伴随着GDP增长降速过程。     

开放经济下利率市场化对货币政策调控效应的影响研究

基于开放经济的DSGE模型框架,分析和比较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对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效应的影响,结果发现:数量型货币政策下,利率市场化提高了其调控产出和通胀的能力;价格型货币政策下,利率市场化没有提高其调控产出波动的能力,但是却较大幅度提高了其调控通胀的能力。利率市场化改革有助于提升货币政策的调控能力,从调控作用时间和影响程度来看,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效果较好。     

“中国式”调息、金融管制与信贷扭曲

中国式调息不同于美国、日本的调息。价、量并举的中国式货币政策揭示了利率扭曲与信贷配给的长期共存。只有当利率长期低于市场均衡水平时,控制信贷才能成为有效的资金供给方式。所以,中国式调息并不是一种市场化的货币政策行为,而是标准的管制政策。若想解决问题,仅靠利率市场化是不完全的,缺乏竞争、以风险最小化为主要目标、行政化色彩浓厚的金融机构同样无法实现资金的有效配置。民间金融的存在,部分地解决了管制带来的租值耗散问题,促成资源的有效配置。但是,如果不能放开金融部门准入,民间金融机构就会缺乏上进的动力,将长期徘徊于低水平状态竞争,同样不利于中国金融系统的发展。     

2001年养啥水产品?

<正> 从我国水产养殖业的发展来看,每选育、引进一个新的养殖品种,就能形成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60年代,青、草、鲢、鳙、鲤、鲫、鳊人繁取得成功,使水产养殖产量稳步增长。90年代,名特优新品种如甲鱼、加州鲈、革胡子鲶、淡水白鲳等的大力推广,使水产养殖的产值有了大幅度提高,从数量型增长转为效益型增长。近两年来,鲟鱼、美国黄金鲈、欧鳗等众多品种的引进开发使水产养殖业亮点不断闪现。     

周小川：要丰富货币政策工具箱

日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表示,2012年要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需要丰富和完善货币政策工具箱。具体来说,需要丰富和完善货币政策工具箱,里面既要有数量型的调控工具（如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等）,还要有价格型的调控工具（如调整利率等）;     

北京“降速”挑战

数量型的增速放缓似乎已成为某种趋势。北京最需要的,或者说不得不选择的,可能是在中速平台上的质量型增长。而要实现这样的转变,各种转型阵痛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