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层权力制衡强度、债务约束与企业创新投资

企业创新是国家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受到管理层意愿的影响，因而需要对内部经营者的权力进行制衡。以2010-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管理层权力制衡强度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以及不同债务约束情境下高商业信用配置、高负债水平的调节效应，此外，还考察了产权性质的差异化影响。研究表明，管理层权力制衡强度越大，企业创新投资水平越高；高商业信用强化了该促进作用，而高负债水平弱化了该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制衡强度与企业创新投资的关系在民企中更显著；国企能够更好地获得和运用商业信用，使其高商业信用对该关系的强化效应更显著；民企具有更强的债务约束，其高负债水平对该关系的弱化效应更明显。     

关于武汉市房地产泡沫实证研究 ——基于武汉市2011-2016年房地产业相关数据

本文选取了房地产价格增长率与GDP增长率比,投资额增长率与GDP增长率比和房价收入比等5个单项测度指标以及一项综合指数指标,并选取2011年至2016年的房地产市场数据进行测度,结果表明武汉市房地产市场在近年来存在着严重的泡沫现象.     

短期债务、商业信用与企业风险承担——基于上市非金融企业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7-2017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研究商业信用和短期债务(仅包括企业短期借款和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两部分)两种融资方式对于企业风险承担影响的差异性,结果表明资产负债率越高的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越低,商业信用会降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短期债务能显著提高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进一步将短期债务细分为短期债务比重高和比重低的两组,对比二者对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时发现,短期债务比重较低时,适当增加它的比重能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当短期债务水平超过某一限度时,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会随着短期债务比重的增加而降低;此外,研究还发现商业信用对短期债务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具有负向调节作用。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需要结合自身的经营状况,恰当安排商业信用和短期债务的比例关系,形成合理的债务结构,建立相应的预警机制并充分发挥商业信用的调节作用,以降低企业风险。     

金融科技对传统银行行为的影响——基于互联网理财的视角

本文使用2011-2015年263家银行的年报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基于蚂蚁金服用户数据构建的地市级数字金融普惠指数,探究金融科技的发展对银行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科技的发展实质上推动了一种变相的利率市场化,改变了银行的负债端结构,使得银行负债端越来越依赖于同业拆借等批发性资金。负债端结构的改变导致银行资产端风险承担偏好上升,但是借贷利率和净息差都有所下降。即银行选择了更高风险的资产来弥补负债端成本上升所造成的损失,但并没有将成本向下游企业转移。此外,本文还发现规模越大的银行受到金融科技的冲击越小。     

政策不确定性、财政扩张与区域商业银行风险——基于中国地方官员变更和银行业的证据

文章利用2007-2017年我国93家区域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并结合省级宏观经济数据和地方官员变更数据，实证考察了中国地方官员变更引起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区域商业银行风险的重要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地方官员变更引起的政策不确定性增大了区域商业银行风险；（2）地方官员变更引起的政策不确定性，通过提高银行的资产收益率降低了商业银行风险；而不确定性时期的财政扩张，通过降低银行资产收益率增大了商业银行风险；并且财政扩张的负面影响大于政策不确定性的正面影响；（3）各省的市委书记发生职位更替引起的政策不确定性对区域商业银行风险的影响更大。文章研究为新时代背景下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以及财政体制与金融体制之间的联系提供参考。     

“空城”现象——“乾坤挪移”造新城

当前中国城镇经济中出现这样的怪现状：城市规模的扩张往往是政府预先设定的，而非由产业扩张来推动。所以当政府以扩张的名义圈起大量的土地时，却发现不知道该用什么实质性产业去填充这些土地，然而，一起起“造城”运动仍在继续甚至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