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软件的可专利性探析

如何对计算机软件提供充分而不过度的保护，这是各国立法选择和司法保护上的一个难题，也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通过对计算机软件可专利性理论和实践的分析，可知计算机软件兼有专利权和著作权客体双重属性，并且软件专利保护优于著作权保护。本文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计算机软件法律保护的发展进程及其不同阶段的分析，提出了我国计算机软件专利保护的对策。     

论缓停建工程中优先权的冲突与顺位确定

由于缓停建工程所涉及的法律权利的复合性与多重性,债权人在实现自己的债权时势必会与他人的民事权利产生冲突,须确立一定的规则来协调各种权利冲突,使处于优位的特定债权人的利益得到保障。在确立解决优先权之间冲突原则的基础上,尚须对各项权利安排合理的顺位,以为法院处理此类问题提供一条切实可行的思路。     

浅谈所有权保留

在现代商品交易活动中，赊销、分期付款已成为非常普遍的交易方式，在这种交易方式中如何保护出卖人利益成为合同法理论和实践中的重要课题。本通过对合同法第134条关于所有权保留制度的阐述，论述了所有权保留的含义、客体、登记及当事人权利义务等内容，希对买卖合同实务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我国传统典权制度的存废之辨

典权制度是我国特有的一项古老制度,与其它类似制度相比,其融资安全性更高,能够对社会资源进行更有效的利用,满足融资者保留不动产所有权的愿望,并在保护弱者、平衡各方利益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充分认识典权制度内涵及价值的基础上,可以发现典权是一种具有独特作用的特殊他物权,应在立法中作出使其独立于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的规定,并在我国民事立法中科学地确立典权制度。     

大股东对上市公司掏空与支持的经济学分析

在公司的所有权安排中,大股东拥有公司的控制权,有能力为获取控制权的私人利益而侵占上市公司的资源。但是,当上市公司陷入经营困境时,大股东可能通过减少自己的侵占行为而使公司具有偿债能力,甚至会用自己的资源进行支持以防止公司破产。如果上市公司的投资回报率低于大股东的预期水平,或者预期上市公司无法继续生存下去时,大股东会以公司外部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为代价而对上市公司进行掠夺。     

我国制定《物权法》的基本法则和关键所在

《物权法》是确认和保护多种所有制经济,充分发挥公有制优越性的重要措施。它的颁发将对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我国公民日益关注的对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给予平等保护的理念,最终在这部法律中得以充分体现和真正明确。本文将从《物权法》的基本原则、显著特点、主要内涵、政策导向等方面进行论述和分析,供政府、研究和企业等相关人士参考。     

产权的延续性和稳定性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法治国家下的产权保护和自由交易基础上的自愿或契约式产权变更制度是产权的延续性和稳定性建立的基本条件。产权的延续性和稳定性可以减少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保持社会经济的平稳发展;可以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激励机制;可以鼓励社会财富的积累和创新。建立具有延续性和稳定性的产权安排比选择有效率的产权安排还要重要。     

产权改革是经营改革的基础--论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关键

一般认为 ,产权改革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但对于同样属于国有企业的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 ,人们却往往把重点放在经营问题上 ,以至无法从根本上提高国有商业银行的效率。本文以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量为切入点 ,运用模型和数据说明在产权关系不明晰的前提下 ,政府运用行政手段对银行经营者进行监管的不良效果 ,同时论证了产权关系对委托—代理问题的决定性作用     

股权性质、环境不确定性与技术资本配置效率

技术转化为资本，资本创造价值已经成为共识，技术资本在不同公司创造价值的作用程度不同，根源是技术资本配置效率问题。选取沪深两市2008-2013年间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基于不同股权性质的公司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技术资本配置效率和价值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企业环境不确定性程度越高，技术资本配置效率越低，并且技术资本配置偏离度在国有公司中表现为配置过度，在非国有公司表现为配置不足；②在股权性质为国有的公司中，由环境不确定性引发的技术资本配置偏离将降低企业价值，在非国有控股公司中，由环境不确定性导致的技术资本配置偏离将增加企业价值。     

Between Neoliberal Governance and the Right to the City: Participatory politics in Berlin and Tel Aviv

Based on a comparison of Berlin and Tel Aviv,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ways in which ensembles of participatory instruments mediate between neoliberal urban regimes and political agency shaping differentially the meaning of participation and the types of claims that can be advanced. The article gives an overview of the recent history of both cities through the lens of participatory politics. Two in‐depth case studies further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ticipatory politics and claim making in each setting: the recent conflict over a social center in the district of Friedrichshain‐Kreuzberg in Berlin and the Levinsky tent city of 2011 in Tel Aviv. In the concluding section, the article suggests that, rather than assuming that participatory tools either co‐opt movements or can be appropriated by them, we need to rethink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ticipatory tools, rights and recognition, and ask how participatory structures and political agency constitute each other in interwoven dynam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