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国有企业越来越垄断?

近年来,我国的国有企业在产业政策的保护下表现出越来越垄断的趋势。本文运用共同代理模型解释了这种政策倾向的形成原因。代表各个产业部门的利益集团围绕政府的政策展开博弈,政策的形成是政府对各个产业利益集团进行平衡的结果。但是,政府对国有部门的重视程度超过非国有部门。随着国有企业逐渐从许多产业退出,余下的国有部门越来越缺乏其他利益集团的制约,政府因而就倾向于保护这些国有部门的垄断利益。     

国有企业“债转股”政策:功能缺陷与制度依赖——项基于国有企业“债转股”政策跟踪调查的研究

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国有企业负债比率过高的问题更加突出显示出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国实施了“债转股”政策。本文讨论四个命题:(1)国有企业是负债比率过高还是收益率过低;(2)“债转股”政策究竟是使国有企业“财务解困”还是“体制解困”;(3)“债转股”政策究竟是转移金融风险还是化解金融风险;(4)资产管理公司为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解困,将来谁为资产管理公司解困。本文认为“债转股”政策设计存在功能缺陷与制度依赖。国有企业“债转股”政策的成功依赖于国有企业(商业银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国有企业、金融市场改革与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互动效应--中国如何解决老年保障问题?

中国政府非常清楚社会保障所面临的危机，决定寻求解决办法。拟议中的社会保障改革的核心是积累制和整合条块分割的体系，计划为每个工人建立个人退休账户，对养老基金进行有效投资。然而，这种改革受阻于三个关键因素。(1)在向积累制的转化过程中必须支付特制成本；(2)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条块分割、分散化管理3(3)已经积累的基金尚未取得高收益，也未分配到最有效率的用途上。     

市场分割下中国加工贸易出口主体分化问题研究

外部采购与加工贸易是近年来出现的新贸易现象,对中国来说,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是取得加工贸易比较优势的主要原因,加工贸易发展进程中出口主体的分化是中国从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向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转变的结果,要继续保持加工贸易比较优势,就应该增强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实现劳动力市场的统一。     

企业制度变革中的博弈与均衡——一个关于国有企业民营化的实证研究

企业制度运行以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共有理念为心理依托；这种共有理念体现在人们博弈均衡之中，是人们行为选择的默认前提，其形成和发展具有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企业制度变革的任务，是通过企业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和信任，在适应和调整共有理念的基础上，塑造合理的企业控制权主体。     

国企改革需要新思维

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关键之所在，就是要尽快理顺国家与企业的关系、政党与企业的关系以及职工与企业的关系，这是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根本前提。只有通过构筑企业利益共同体。通过借鉴国内外做法建立健全企业法人财产制度以及建立健全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才能真正理顺上述三者关系。国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进而实现扭亏增盈才能真正成为现实。     

国有企业工作经历、企业家才能与企业成长

人力资本的高效配置和企业家才能的充分发挥关系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制度建设如果能促进资源合理流向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企业家,就能创造更多就业和社会财富。基于全国1997—2016年的私营企业调查数据,本文考察企业家的国有企业工作经历对企业成长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企业家的国有企业工作经历使得企业在市场扩张和盈利能力等方面表现更好,带来了更高水平的企业成长。机制讨论表明,企业家行为带有明显的烙印效应,国有企业工作经历为企业家带来了更多的社会资本和更高的公司治理水平,从而促进了企业成长。为了缓解由于选择性偏误等带来的内生性,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处理效应模型、代理变量、双差分模型等方法进行处理,结论仍然稳健。中国经济要向资源配置效率改善型模式转变,企业家才能的发挥至关重要,国有企业改革不仅应注重产权等方面的改革,同时也要充分重视国有企业改革带来的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在不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大背景下,本文从企业家才能培育和人力资本配置效应的角度考察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倡导国有企业改革进程中进一步营造企业家才能发挥的空间和制度安排,提高人力资本配置效应,从而促进中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多重目标下我国国有企业效率分析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国国有企业不能仅仅追求利润这一简单目标,而更要注重实现其他各项目标,从而更好地服务国家和社会大众.衡量国有企业的效率,不能只根据某些财务指标进行分析,还必须看到国有企业的多重目标.以工业总产值、资产总额等作为评判指标,衡量国有企业的经济实力;以劳动生产率和销售利润率作为评判指标,衡量国有企业的生产赢利能力;以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的变异系数和潜在增长速度作为评判指标,衡量国有企业增长的稳定性和发展潜力;以创新产品销售收入占比和研发经费投入作为评判指标,衡量国有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以入选《财富》世界500强和世界品牌500强的数量作为评判指标,衡量国有企业的竞争力;以创造就业机会、慈善捐赠数量等作为评判指标,衡量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整体来看,我国国有企业的发展是有效率的,而且其效率不逊色于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鉴于国有企业发展的高效率和实现目标的多重性,今后要继续着力培育能够主导经济发展、贯彻宏观调控、保障经济安全、承担社会责任、参与高端竞争、促进技术进步的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双重目标与投资效率改进——基于独立董事网络和国企混改视角

立足国有企业具有社会和经济双重目标的理论逻辑,本文选取2007~2016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分析了独立董事网络和国有股比例对投资效率的影响以及调节效应。研究发现:独立董事网络降低了国有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较高比例的国有持股抑制了投资效率,但当国企更加关注经济目标时,则有助于改善投资效率;进一步研究发现,相比于特定功能类企业,独立董事网络在商业竞争类企业中发挥投资效率的改善作用更加显著。因此,独立董事应因地制宜在国企中发挥治理作用;政府应分类推进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竞争性国企应引入较大比例的优质民营资本,优化投资决策、提高投资效率。     

我国西部地区的国企改制困境:一个文献综述

本文针对我国西部欠发达地区目前的国企改制困境问题,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了综述分析,发现造成我国西部国企改制困境的原因中既有"外生"的因素,也有"内生"的因素.西部地区不利的自然禀赋、不合理的产业结构以及中央逆市场调控的政策等,造成西部市场机制发育迟缓,仅靠市场的力量无法消化国企改制的成本;而我国转轨时期特定的体制结构使得政府在国企改制成本支付过程中充满了机会主义行为.针对这种情况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