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背景、成因举证与中国对策

中国已步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困扰众多发展中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也逐渐凸显。通过深入分析世界各国发展进程中形成中等收入陷阱的普遍现象与中国当前出现的一些特殊表象,探究各国不同的发展类型与体制特征,借鉴各国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教训,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唯有深化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改善制度供求关系和供给质量,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才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功地跨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受限的弱相互作用费米气体化学势的研究

根据平均场近似——Hartee—Fock理论导出了弱相互作用费米气体所满足的薛定谔方程,并通过分离变量法求解得到能量本征值。在此基础上,采用数值求解研究受限的弱相互费米气体的化学势性质,探讨了粒子间相互作用对化学势的影响。     

摆脱“美元陷阱”路径论析

经济活动严重依赖于美元致使我国对外贸易和国际储备安全受制于美国的战略黑箱,宏观调控的独立性受到掣肘,汇率政策面临二难选择。出于自身狭隘利益的考量,美国当局不可能自愿改变我行我素的行事风格,所以跳出“美元陷阱”不能奢望于美国当局的良心发现,只有唯一路径———“去美元化”———在美元之外构建一种新的国际支付手段为我所用。构建这种新的国际支付手段的应然路径是联合主要大宗矿产资源大国构建共同货币。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理论、实践与影响

全球金融危机已使全球经济陷入衰退,为应对危机各国央行不断降息。随着短期利率接近于零,美、日、英等主要国家的央行转而求助于"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即通过购买长期国债等方式向经济注入巨量的流动性。全球大规模采取量化宽松政策在历史上尚属首次,对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都将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对此有必要进行深入的分析。为此,本文在对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理论基础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日本量化宽松政策实践的经验与教训及其影响,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出口贸易是否促进了我国劳动生产率的持续增长——基于工业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采用2000～2006年持续经营的工业企业数据实证分析了我国企业的出口行为对其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作用。倍差法的Kernel倾向评分匹配估计结果表明,我国企业的出口行为能在出口后的1年或2年内将显著提高其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但此后该影响作用并不显著,出口贸易未能促进我国劳动生产率的持续增长。进一步的实证分析发现,企业出口活动的"干中学"效应与出口加工贸易度和技术水平均密切相关,而通过出口贸易而产生的"扩张陷阱"只存在于出口加工贸易度高的(中)低技术行业以及金属制品业中。     

金融发展、产业升级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

本文在引入结构转型的内生增长理论框架下,重点考察了金融发展(包括金融深化和金融结构)对于产业升级促进作用的动态变化。研究发现,给定一国的发展阶段,不仅存在最优技术进步方式和最优产业结构,还存在一个对于金融深化程度的“最低要求”,低于这一临界值的国家将难以实现下一阶段的产业升级。另一方面,产业升级对金融深化程度的要求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经济发展呈现出先快速上升、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缓慢递减的特征。在资本积累相对有限的约束条件下,中等收入国家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模仿驱动转向创新驱动,需要首先实现金融深化程度的提升,并推动金融结构转型和制度完善,以实现对创新型产业的有效金融支持,否则很可能陷入“模仿陷阱”,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水平。本文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动态变化提供了理论基础,并揭示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产业升级、金融发展和制度完善“三位一体”的转型过程。     

风险社会下大学生就业陷阱的治理路径探析

就业,是民生之本。在当前以市场为导向的就业体制中,严峻的就业形势和大学生就业预期的不确定性,使得"大学生就业陷阱"的风险几乎是随处可见。因此必须构建一个"政府、高校、学生"三方合力的治理路径:政府要完善审核监管制度、高校要加强就业安全教育引导、大学生要增强陷阱自我防范意识。     

中国的改革红利如何生成——基于利益集团和制度分析的视角

中国改革红利生成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就是构建抵御利益集团对经济负面作用的制度体系。建立权力的制约体系并切断权力与利益集团的直接联系，建立公正的政策和制度制定的程序，提高制度质量并保障制度的有效实施是构建抵御利益集团对经济负面作用的制度体系的三大条件。我国释放改革红利的制度空间还很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构建有限政府，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构建发展型国家，实现从非直接统治型国家向直接统治型国家的转型；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防止权贵的市场经济；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的制度体系。     

中国可持续增长的机制:证据、理论和政策

本报告在企业生产函数中引入政府支持系数,该系数是通过一个政府福利模型而得。在突破贫困陷阱阶段,政府与企业目标高度一致,政府集中一切资源支持企业发展,政府支持系数大,企业享受了低税、低资源价格等有利因素;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随着城市化快速提高,政府转向福利支出目标,福利刚性不断加大,政企目标冲突,政府支持系数下降甚至出现惩罚,政企在新的发展阶段都面临转型,转型失败可能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确定中国未来的新增长机制,政府转型是关键,限制政府利益刚性,明确政府福利支出与企业发展能力相匹配,而不是靠债务融资推动福利和增长,更多地让市场发挥激励创新和优化配置资源的功能,以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走出贫困化增长"陷阱":基于要素性质的分析

“越发展越贫穷”，这一源于发展的理论命题，自巴格瓦蒂提出后，已被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所重视。本文基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要素性质的新假定，对如何走出贫困化增长“陷阱”进行了理论和经验分析，认为在要素流动的条件下，一国通过要素的培育和提升可以获得经济上的可持续发展，从而走出贫困化增长“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