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老工业基地的工业化、城市化及其路径选择

辽宁的重工业对其城市发展和城市化发挥了积极的推动和支撑作用。但1970年代后期以来,辽宁工业化率特别是重工业比重随经济体制转轨和国企改革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相反,人口城市化率则在经历了1960、1970年代的下降后重现生机,持续上升,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由同向变动逆转为异向变动。文章通过对辽宁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的考究,探讨了其工业化、非农化与城市化的关系,提出了进一步推进辽宁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新思路。     

典型城郊县域乡村土地非农化空间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湖南省湘潭县为例

目的 城郊型乡村可作为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首要区域,选取典型的城郊县域湘潭县,基于拓展的“人—地—业”框架开展土地非农化空间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可助推其空间优化,从而实现人地关系的高质量发展。方法 文章采用标准差椭圆、全局莫兰指数及冷热点分析乡村土地非农化的空间演变特征,并运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讨其影响因素。结果 （1）湘潭县乡村土地非农化总体呈“东北—西南”空间分布特征且在此方向上的向心力逐渐趋强;（2）乡村土地非农化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呈“先上升、后下降、总体减小”的趋势,但空间关联程度在样本期间有所下降;热点区始终向西北部集聚,不平衡的“川”型分布格局在不断地强化,土地非农化不平衡现象突出且不断加剧;（3）对乡村土地非农化的显著影响因素包括人口密度、距最近建制镇距离、坡度、人均农村建设用地面积超标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村民代表大会召开次数、村内企业个数、规模经营耕地面积比例和是否有合法村庄规划,各影响因素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结论 基于“人—地—业”视角探讨不同区域乡村土地非农化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可为科学制定乡村空间优化策略提供参考。     

中国经济的市场化与非农化

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度可以用市场化水平描述,经济发展的进度可以用非农化水平描述。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目前仅为50%,10年后可达到65%,而目标值为80%;非农化水平目前为50%～55%,10年后可达到61%～62%,而目标值为90%以上。相对于市场化,中国经济的非农化更加滞后一些。     

湖南省耕地非农化的动力机制研究

耕地非农化是资源由低效利用向高效利用的转化，是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保障，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越不过的一道坎，它加剧了建设用地增加和耕地减少这一突出矛盾，使得加强耕地非农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本文对湖南省1997-2005年的耕地非农化过程进行分析，从耕地非农化的产生机制、实现机制和驱动因子三方面探讨了湖南省耕地非农化的动力机制，并提出减缓措施。     

长江经济带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及其驱动因素

[目的]为了解决城乡要素流动不顺畅、明确区域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发展状况,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与城乡融合的目的。[方法]文章以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市为例,运用核密度分析、地理探测器及空间计量模型,对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及其驱动因素进行了系统分析。[结果]时间上,2006—2016年长江经济带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协调度呈现明显的增长趋势;空间上,非农化协调发展水平呈现条块状分布特征,从东向西逐步递减,协调度高值区主要分布在下游经济发达地区、省会城市、中心城市,非农化发展不协调的城市分布在云南、贵州的部分地区。长江经济带形成了以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为核心的协调度高值集聚区,极化效应明显:成都市、资阳市、眉山市、内江市为成渝城市群的极化中心,武汉市、咸宁市为长江中游城市群极化中心,南京市、无锡市、苏州市、扬州市、上海市为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极化中心。下游地区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联动协调趋势不断增强,处于高度协调状态;中游地区人口非农化相对滞后是影响非农化协调发展的重要原因;上游地区人口非农化严重滞后于土地和产业非农化,是导致上游非农化协调度过低的直接原因。[结论]经济发展水平、自然与地理区位条件、产业结构、政府决策行为是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协调发展的主导驱动因素,但不同因素的作用效果存在显著差异;以上研究为制定差异化的城乡要素协调发展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异质典型县域耕地流转成熟度评价及差异分析

为宏观把握耕地流转成熟度及区域差异,从湖南省4大异质区域经济板块中选取5个典型农业大县,构建起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及评判等级标准,基于微观调研数据,采用主客观组合赋权法与耦合协调度模型,定量评价区域耕地流转成熟度。结果表明:①浏阳市耕地流转成熟度发展水平高,耕地流转成熟度子系统处于优质协调状态;湘潭县和汉寿县耕地流转成熟度发展水平较高,耕地流转成熟度子系统处于协调状态;耒阳市耕地流转成熟度发展水平一般,龙山县耕地流转成熟度发展水平低,两县(市)耕地流转成熟度子系统分别处于勉强协调状态与失调状态。②浏阳市耕地流转成熟度综合得分为0.9221,耕地流转处于成熟状态;湘潭县和汉寿县耕地流转成熟度综合得分分别为0.8010、0.7747,耕地流转处于较成熟状态;耒阳市和龙山县耕地流转成熟度综合得分依次为0.5991、0.0485,两县(市)耕地流转成熟度分别处于发育状态与不成熟状态。③湖南省耕地流转成熟度大体呈现出由长株潭城市群向洞庭湖生态经济区、湘南地区、大湘西地区依次降低的空间格局特征,各地应结合乡村振兴发展战略,因地制宜,因势利导,补足短板,强化配套条件建设,增进耕地流转绩效。     

基于非农化视角的农地闲置分析

该文基于非农化视角对农地闲置现象进行分析,得出土地退出滞后于劳动力非农化是造成农地闲置的主导原因。然后评估现有承包地流转政策对减少闲置农地产生的影响,最后在此基础上对当前改革提出政策建议。     

典型平原农区土地非农化对乡村发展影响的微观机理

深入探讨农区土地非农化对乡村发展的影响机理,是优化城乡土地资源配置、促进城乡一体化的重要途径。文章结合山东省禹城市与桓台县7个城郊型回迁社区、新型农村社区、传统型村庄的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资料,应用可行能力分析方法,从生态、社会及经济等3个维度构建了农户行为响应评价体系,分析了典型平原农区农户对土地非农化的行为响应特征,揭示了土地非农化对乡村发展的微观影响机理。研究表明:(1)土地非农化是城乡土地要素流动与空间重构的过程,对乡村发展的影响包括由城镇征地、村庄扩展与农村社区化产生的直接影响与城镇辐射的间接影响,提升或降低了农户行为主体的生态、社会及经济福利;(2)不同类型村庄对土地非农化直接影响的行为响应各不相同,其中,城镇征地对城郊型社区的影响最为剧烈,导致农户经济、生态福利的提升及社会福利的下降,传统型村庄受村庄扩展影响深远,降低了农户生态福利,新型农村社区具有较高的居住效用,有效提升了农户生态福利;(3)传统型村庄受土地非农化间接影响较强,经济福利得以显著提升,经济发达镇域辐射效应有效提升了新型农村社区农户的生态、经济及社会福利;(4)农户资源禀赋不同导致农户对土地非农化的行为响应存在差异;(5)适度推进城乡用地增减挂工程,调控城乡土地要素的合理流动。最后,该文提出了不同类型村庄的城乡一体化模式与调控路径。     

贵州省耕地非农化的空间格局特征与迁移路径

目的 针对厘清喀斯特耕地非农化时空演变过程的科学问题,以贵州省为例,定量揭示喀斯特耕地非农化的空间格局变化及其平均重心时空偏移趋势和迁移路径,为喀斯特区域耕地资源持续发展利用提供数据和方法支撑。方法 文章基于1980—2020年的贵州省土地利用长时序空间数据,利用ArcGIS空间分析技术,定量获取近40年来耕地非农化的空间分布数据信息,综合引入耕地非农化速度模型、重心模型、耕地非农化标准差异椭圆方法、空间自相关模型,定量揭示贵州省近40年来耕地非农化的空间格局分布特征、时空迁移路径与集聚特征。结果 （1）1980—2020年贵州省的耕地非农化虽然非均衡化发展态势,但其非均衡程度呈降低趋势,耕地非农化严重区主要分布在黔中和黔西北地区。（2）自1980年来,黔中地区及市州所辖区的耕地非农化速度总体快于其他地区,尤其是云岩区非农化速度最快,耕地非农化重心空间迁移路径呈“V”型形态,表现为先向东南方向后持续向西北方向偏移的趋势。（3）贵州省耕地非农化空间集聚性总体上呈增强趋势,其中高—高聚集区和低—低聚集区分别集中在西北部和东南部,并且高—高和低—低聚类的变化主导了耕地非农化空间自相关关系的格局演变。结论 揭示1980—2020年贵州省耕地非农化的空间格局的时空变化趋势、偏移方向与迁移路径,可为喀斯特区域耕地资源保护与持续利用提供科学依据和辅助决策。     

农村工业化过程中土地非农化模式研究

运用理论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和案例分析法探讨了农村工业化过程中土地非农化的合理模式，认为现阶段存在农村工业化过程中土地非农化两种模式的矛盾是现行法律与经济效率之间的矛盾，必须改革现行法律法规，提高土地非农化的经济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