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异地城市化的思考

异地城市化已经成为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一领域的研究相对较为薄弱.从我国异地城市化的形成发展入手,对异地城市化的特点、形成原因进行了剖析,同时研究了异地城市化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积极作用和负面影响,也揭示了异地城市化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与障碍,最后指出了异地城市化的必要性,同时也提出了一些促进我国异地城市化进一步协调发展的建议与对策.     

流动人口在流人地的政治参与论

政治参与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准.近几年来,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权得到了充分有效的保障,但处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流动人口在这方面却处于边缘地带.流动人口是一个数量庞大但又处于弱势的群体,是我国政治稳定与发展中的重要力量,更是我们考察公民政治参与时不可忽略的重要阶层.     

进城农民工救助体系构建难的原因及财政对策

构建进城农民工社会救助政策和体系,对促进农民工城市化、市民化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农民．Y-集中流入的城市政府构建该政策体系的积极性普遍不高,其中一个主要障碍是资金约束。而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国家改革财政转移支付模式,构建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合理共担的框架,提高流入地政府构建农民工社会政策的积极性,流入地政府自身也应高瞻远瞩、加大投入。     

农民工问题协作解决中的地方政府主动性角色研究——以农民工流入地政府为例

农民工流入地政府与流出地政府应进行有效协作，促成建构有效的协作机制，其关键在于安排专项经营支出和建立常规化的协作机制运作系统。流入地政府主动性角色应体现在注重即时培训农民工的合作、有效疏导农民工的流入与流出、建立农民工及其家庭的应急求助制度、对农民工实行一元化的户口管理等方面，以解决农民工焦点难题。     

流入地方言能力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

就业是共同富裕背景下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着力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是促进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方言承载着长期生活在同一个地区的人们共同的文化记忆,能够激发起强烈的情感共鸣。文章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三期混合截面数据,在对影响机理分析的基础上构建计量模型,实证检验流入地方言能力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流入地方言能力的提升对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呈正向影响,即随着个体流入地方言能力的提升,其就业质量也会随之提升。     

“两为主”政策的执行过程与价值分析

近年来,"两为主"政策成为中国随迁子女教育政策的核心内容。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政策执行主体、政策执行客体和政策执行监督成为主要的影响因素。本文通过分析流入地政府、公立学校、农民工的家庭与学生等的利益互动,揭示出公平正义和人本精神的价值内涵。     

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障碍分析

一、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度较低的主要表现 由于流出地与流入地在经济、社会、文化、风俗、生活方式等因素上的差异．特别是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存在．大规模流动人口都停留在流而不迁的状态．无法成为流入地的永久居民．成为候鸟式的“迁徙人”。     

流入地政府执行“两为主”政策的责任探析

2001年国家提出了强调以“以流入地政府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的“两为主”政策。“两为主”的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民工子女入学难的问题,但在其执行的过程中却遇到诸多阻力。其中,流入地政府作为主要责任人,其努力程度也直接影响着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机会。文章从流入地政府履行责任的视角分析导致两为主执行难的原因及对策。     

应提倡教育券制度

在“义务教育学杂费全免”的欢呼声中,其实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没有解决:大多数农民工的子女,户籍都留在老家,却要在父母打工地接受义务教育。他们享受不到老家的免收学杂费政策,也可能享受不到流入地的免收学杂费政策。就此,去年全国人大代表、东莞市市长刘志庚建议,国家有关方面应当统筹协调,发行“教育券”,让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