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风险资本与企业融资约束: 如愿以偿还是事与愿违?

我国国有风险资本是否实现了设立之初的目标,即是否纾解了企业融资困难呢?文章基于上市企业微观数据和手动采集的国有风险资本数据对此进行了系统研究.实证结果稳健地显示,国有风险资本可有效缓解企业后续融资约束,我国政府参与风险投资活动是有效的.进一步地,高持股比例、多联合投资、高政治层级的国有风险资本对受资助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更强;且国有风险资本对经济欠发达、低制度质量环境下的企业、面临高环境不确定性和高竞争程度企业、民营企业、成长期与动荡期企业能产生更大的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国有风险资本既能通过认证作用显著降低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又能发挥政治关联的资源效应,包括显著促进银企关系和企业的商业信贷获取能力,并提升企业获得政府补贴的水平,从而减轻企业资金负担,缓解其融资约束.经济后果分析表明,国有风险资本能显著降低企业外部融资的股权资金成本和债务资金成本,帮助改善企业融资贵的难题,而且国有风险资本有助于企业在创新和经营方面的良性发展.但国有风险资本并未起到有效监督作用,不能缓解企业代理问题,尤其是会导致第一类代理成本的明显提高,而高管薪酬提升是其中的重要原因.据此,文章认为在未来的国有风险资本发展中,要把握"政府角色"介入的尺度,完善国有风险资本对企业的监督管理机制.同时适当兼顾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情况,对中西部地区的国有风险资本发展提供适当且必要的帮助,以促进国有风险资本在新时期的长足发展.     

高铁开通促进了非枢纽城市企业高质量发展吗?

本文基于2008—2018年非枢纽城市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高铁开通对非枢纽城市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高铁开通提高了非枢纽城市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了其高质量发展.分组回归结果显示,高铁开通对非枢纽城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中部地区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民营企业以及二线和三线非枢纽城市企业,而对东部和西部地区企业以及国有企业的影响不显著,对资源密集型企业以及一线非枢纽城市企业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本文从微观企业层面拓展了高铁建设的经济后果研究,丰富了非枢纽城市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的文献,对高铁建设的规划布局及其经济分布效应分析具有参考意义.     

我国货币政策是否应承担产业结构调整之责?

国外货币政策操作并没有关注产业结构调整的先例,所以我国货币政策是否应关注产业结构调整一直是一个存在争议的议题。研究发现:在理论层面,货币政策只能在短期内产生"结构性"的非对称性效应,当跨越资本投资影子价值"均衡点"后,货币政策的产业结构调整预期目标并不会产生;在实证层面,非参数格兰杰检验结果显示,当滞后1—9个月后,货币政策是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指标和"结果"的格兰杰因果原因,但随着滞后期增长,货币政策并不是产业结构调整的格兰杰原因。此外,无论是在"过程"层面还是在"结果"层面,产业结构调整都不是货币政策的格兰杰因果原因,二者间不存在互动效应。研究综合表明:作为经济总量调节的货币政策关注产业结构调整,只能视为短期性、暂时性经济行为,不应将其视为常态化工具。     

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分析

文章基于面板数据,对内生增长模型进行改进,建立二阶段经济增长模型来分析FDI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运用固定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发现:FDI在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程度大小由东往西存在着梯度递减的现象。具体到FDI的作用途径,FDI主要通过作用于物质资本来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在人力资本上的作用效果则较弱甚至可以忽略。此外FDI对促进地区经济转型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对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商誉重新认识

在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中会产生商誉,而商誉会为企业带来未来经济效益,是企业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首先定义了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和商誉,其次分析了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商誉的确认和计量。再次,本文指出了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中商誉存在的问题,最后据此提出了优化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