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发生与成仿吾文学观念的转向

基于对社会现实的感知,对新文学界现状的认识及外来文艺思潮的影响,成仿吾经历了从科学兴国到文学救国,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进而投身革命教育工作由文学家转向为革命家的历程。其文学观念由“自我”转向“社会”,由“启蒙”转向“革命”,表现出文学“为人生”与“为艺术”,文学“为革命”,文学“为民族解放事业”的转向。成仿吾文学观念在不同阶段的转向具有内在一致性,对严峻的革命现实的忧患意识与关怀意识统一于转向的各个时期。其转向在深层次上体现的是五四知识分子面对现实苦难的本能选择,反映的是一代知识分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文学基本路向的认识与思考。以成仿吾为代表的五四知识分子将个人命运与民族国家命运相结合,以社会需求为首要,赋予文学新的使命。     

20世纪中期革命文学中母女传承的转型与家国关系——兼论女作家袁静及其作品北大核心CSSCI

20世纪的社会和家庭变革强调了青年男女的婚姻自由以及建立小家庭的诉求,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话语突出了儿女与父亲的冲突,创造了诸多"反叛女儿"的形象,但是母亲的形象往往晦涩不明,母女关系从"传统的"家庭到社会公共领域的转变似乎未被重视。本文认为,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正是革命女性身份转变的时刻,在五四话语中她们是反抗家长制、脱离家庭的女儿,但是从40年代开始,这些反叛的女儿们逐渐走入家庭,成为母亲,于是一些革命文学开始表现一种新的母女关系。尽管这种表现有着强烈的革命话语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但是仍然体现了历史的连续性,表现出晚清以来的国家、社会和家庭的变革趋势。本文以女作家袁静(1914—1999)及其主要作品为例,从历史和文学的角度来考察社会变革中的母女传承,考察女作家如何回应社会变革,如何重新定位女性与家庭和国家的关系。同时,通过这种讨论,作者试图引出对西方的性别理论以及"男性化"的现代性理论的反思。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革命文学价值观念的建设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初步建构了革命文学的价值观念:文学是生活的反映或情感的表现;文学是助进社会问题解决的工具;文学的内容应该具有鲜明的革命倾向性、强烈的战斗性;文学家须从事革命的实际活动。     

20世纪上半叶的苏联文学与中国革命文学

20世纪上半叶苏联文学对中国文学产生了十分明显的影响。本文在阐述20世纪上半叶苏联文学对中国文学产生何种影响的基础上,从文学层面分析这一时期中国文学作品的特点,认为苏联文学推动了中国革命文学的发展。但中国文学在认识与模仿苏联文学的过程中也存在着片面性的接受的弊端,这种弊端表现在中国革命文学作品中,就是革命文学作品的内容中所表现出来的抗日战争的仿苏联方式与我国抗战的具体国情以及我党抗日战争的方针相背离。对于革命文学作品中表现出的这种不利于正确贯彻我党敌后抗日方针的创作倾向,中共在开展延安整风运动过程中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确立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中国新文学运动掀开了新的一页。     

创造社的“局外人”情结及其意义

创造社作为留学生学社团,具有双重的局卟人(边缘人)身份。这导致了一种“局外人情结”。创造社成员弃“实学”从“学”,同学研究会等的论战,后期“转向”“革命学”都有这一因素的作用。这对其学思想和艺术生命,对坛的格局,新学的发畏与演进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具有重大意义。     

革命文学论争与左翼文学合法性的确立

论争是重要的文学机制。在左翼文学发展过程中，革命文学论争发挥了重要作用。左翼作家发起革命文学论争，既是为了确证自身文学观念的先进性，也是为了争取文学场话语权。在论争中，左翼作家常常运用划分等级的策略。他们通过言说扩大了左翼文学的影响，也因此获取了可观的文化资本和文学资本，逐渐掌握了话语权。左翼作家在论争期间持续进行文论建构和文学创作，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文学实绩，并最终与鲁迅等论敌握手言和，其文学观念也得到鲁迅、茅盾等人的认同。左翼文学的合法性由此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