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科技对传统银行行为的影响——基于互联网理财的视角

本文使用2011-2015年263家银行的年报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基于蚂蚁金服用户数据构建的地市级数字金融普惠指数,探究金融科技的发展对银行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科技的发展实质上推动了一种变相的利率市场化,改变了银行的负债端结构,使得银行负债端越来越依赖于同业拆借等批发性资金。负债端结构的改变导致银行资产端风险承担偏好上升,但是借贷利率和净息差都有所下降。即银行选择了更高风险的资产来弥补负债端成本上升所造成的损失,但并没有将成本向下游企业转移。此外,本文还发现规模越大的银行受到金融科技的冲击越小。     

股权分置与中国上市公司多元化经营

本文剔除了上市公司中的相关多元化企业，以非多元化企业和不相关多元化企业为样本，区分了上市公司是否选择多元化经营战略和多元化上市公司具体选择多高的多元化程度两种情况．分别运用Logit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考察了股权分置对中国上市公司多元化经营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控制了企业所处的行业、企业规模、技术水平和负债水平等因素后．股权分置对上市公司是否选择多元化经营以及对多元化上市公司多元化程度的选择均有显著影响。     

调配产权收益完善资产负债结构

国资监督机构在深化国资国企过程中应集中调配产权权益,完善资产负债结构,优化资源配置,通过资本运营和良好的市场环境,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职能,在互为尊重的前提下,杜绝侵权行为的发生。     

独立董事制度实施效果分析——基于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证据

本文借助独立董事在监管大股东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来研究独立董事制度实施的效果。我们的实证结果表明，我国独立董事在关联交易方面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就是说独立董事的实施起到了应有的效果。     

董事责任制度重构： 精准问责、合理容错、宽容失败——以弘扬企业家精神为视角

基于权力（利）、义务、利益、责任与风险相匹配的基本逻辑,新《公司法》既要健全董监高的差异化公平问责规范体系,也要建立人性化合理减免责任制度。董监高问责能力取决于其职位的含权量、含金量、实际控制力与影响力,也取决于所在公司治理实况。要重点锁定并严惩关键少数者,严格区别独董与内部执行董事的法律角色。董监高责任应以过错责任为主、严格责任为例外。为精准识别董监高过错,建议采取法商、德商、智商、情商合一的理性人标准。要坚持责任自负为主、连带责任为辅。连带责任规范要保持统一化与谦抑化,赋予董监高在承担连带责任后的法定追偿权。要坚持有限责任为主、无限责任为辅。董监高对第三人不负责任为原则,负责为例外。建议精准甄别董监高个人责任与公司法人责任。章程或公司决议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只要登记、备案或公示,即可对抗相对人。建议导入商事判断规则,允许公司自主豁免或减轻董监高责任,要求董监高自担最低责任限额,导入董监高责任保险制度。董监高问责机制要与股权激励相匹配。     

我国公司法定类型的反思及逻辑建构

自公司诞生以来,公司这一组织形式就受到各国商业实践和立法的特别重视。各国商事立法均对公司类型加以规定,并分门别类地对公司设立、股东权利、公司治理等进行相应规范。虽然商事逻辑的共通性拉近了各国立法上的公司类型,但各国在公司法定类型及相应公司规制上的差异仍旧鲜明。这也反映在我国学界对公司法定类型的争议上。我国公司法定类型改革应坚持本土商业实践逻辑,并确保改革成本最小化。由此,保留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并按公司规模大小进一步区分出大型公司与小型公司,就成为理性选择的结果。具体而言,在有限责任公司中,增设大型公司,明确大型公司认定标准,并在公司机关设置、财务会计制度等方面给予相对严格的例外规定;在股份有限公司中,增设小型公司,对其赋予更加灵活、便捷的自治,并将上市公司扩增为公众公司。     

中外关联方会计准则比较研究

本文主要对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进行简要的分析与评价,并进行了国际比较,对其存在的优势与不足提出看法和建议。     

中国上市公司非公允关联交易的根源及治理对策建议

中国上市公司关联交易频繁发生且交易金额巨大，非公允关联交易普遍存在，问题公司常常通过非公允关联交易解决其存在的问题。随着监管力度的加强，关联交易和非公允关联交易会有所减少，但短期内无法根除长年沉积的痼疾，尤其是在关联交易多样化和非公允关联交易隐形化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因此，深刻剖析非公允关联交易存在的根源及其找出治理对策是急需解决的重大课题。     

在商法与消费者法之间寻求平衡的保险法--美国《责任保险法重述》评述与启示

《责任保险法重述》可以说是美国保险法近年来发展的总结。《重述》以被保险人与保险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为中心展开,以亲保险人规则(Pro Insurer Rule)与亲被保险人规则(Pro Insured Rule)之间的冲突博弈为主线,在保险合同解释、不实陈述、抗辩义务、强制执行与救济等方面对规则进行了澄清。伴随着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运动的兴起,我国保险法未来发展是更偏向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还是商法,长期以来存在争议。由于美国对我国保险法的规则制定和保险业务实践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以《重述》作为我们观察的制度样本,不仅可以从规则内容上为我国保险法改革提供借鉴;而且还提供了以"美国"作为方法论,探讨《重述》经历项目性质变更,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保护保险消费者利益与维护保险人商业经营之间所作的努力与妥协,为我们回答"商法"与"消费者法"之争提供参考。     

美国银行关联交易监管演变考及借鉴

美国对银行业对外关联关系监管经历从“状态限制”到“行为限制”的发展过程,其理论基础是基于对银行独立市场判断能力的维护。我国应借鉴美国经验,加强对银行业关联交易的立法和外部监管,强化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在监管中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加大对非公允关联交易的处罚力度,并赋予监管者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不断修改、完善监管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