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科技对传统银行行为的影响——基于互联网理财的视角

本文使用2011-2015年263家银行的年报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基于蚂蚁金服用户数据构建的地市级数字金融普惠指数,探究金融科技的发展对银行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科技的发展实质上推动了一种变相的利率市场化,改变了银行的负债端结构,使得银行负债端越来越依赖于同业拆借等批发性资金。负债端结构的改变导致银行资产端风险承担偏好上升,但是借贷利率和净息差都有所下降。即银行选择了更高风险的资产来弥补负债端成本上升所造成的损失,但并没有将成本向下游企业转移。此外,本文还发现规模越大的银行受到金融科技的冲击越小。     

调配产权收益完善资产负债结构

国资监督机构在深化国资国企过程中应集中调配产权权益,完善资产负债结构,优化资源配置,通过资本运营和良好的市场环境,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职能,在互为尊重的前提下,杜绝侵权行为的发生。     

董事责任制度重构： 精准问责、合理容错、宽容失败——以弘扬企业家精神为视角

基于权力（利）、义务、利益、责任与风险相匹配的基本逻辑,新《公司法》既要健全董监高的差异化公平问责规范体系,也要建立人性化合理减免责任制度。董监高问责能力取决于其职位的含权量、含金量、实际控制力与影响力,也取决于所在公司治理实况。要重点锁定并严惩关键少数者,严格区别独董与内部执行董事的法律角色。董监高责任应以过错责任为主、严格责任为例外。为精准识别董监高过错,建议采取法商、德商、智商、情商合一的理性人标准。要坚持责任自负为主、连带责任为辅。连带责任规范要保持统一化与谦抑化,赋予董监高在承担连带责任后的法定追偿权。要坚持有限责任为主、无限责任为辅。董监高对第三人不负责任为原则,负责为例外。建议精准甄别董监高个人责任与公司法人责任。章程或公司决议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只要登记、备案或公示,即可对抗相对人。建议导入商事判断规则,允许公司自主豁免或减轻董监高责任,要求董监高自担最低责任限额,导入董监高责任保险制度。董监高问责机制要与股权激励相匹配。     

我国公司法定类型的反思及逻辑建构

自公司诞生以来,公司这一组织形式就受到各国商业实践和立法的特别重视。各国商事立法均对公司类型加以规定,并分门别类地对公司设立、股东权利、公司治理等进行相应规范。虽然商事逻辑的共通性拉近了各国立法上的公司类型,但各国在公司法定类型及相应公司规制上的差异仍旧鲜明。这也反映在我国学界对公司法定类型的争议上。我国公司法定类型改革应坚持本土商业实践逻辑,并确保改革成本最小化。由此,保留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并按公司规模大小进一步区分出大型公司与小型公司,就成为理性选择的结果。具体而言,在有限责任公司中,增设大型公司,明确大型公司认定标准,并在公司机关设置、财务会计制度等方面给予相对严格的例外规定;在股份有限公司中,增设小型公司,对其赋予更加灵活、便捷的自治,并将上市公司扩增为公众公司。     

在商法与消费者法之间寻求平衡的保险法--美国《责任保险法重述》评述与启示

《责任保险法重述》可以说是美国保险法近年来发展的总结。《重述》以被保险人与保险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为中心展开,以亲保险人规则(Pro Insurer Rule)与亲被保险人规则(Pro Insured Rule)之间的冲突博弈为主线,在保险合同解释、不实陈述、抗辩义务、强制执行与救济等方面对规则进行了澄清。伴随着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运动的兴起,我国保险法未来发展是更偏向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还是商法,长期以来存在争议。由于美国对我国保险法的规则制定和保险业务实践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以《重述》作为我们观察的制度样本,不仅可以从规则内容上为我国保险法改革提供借鉴;而且还提供了以"美国"作为方法论,探讨《重述》经历项目性质变更,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保护保险消费者利益与维护保险人商业经营之间所作的努力与妥协,为我们回答"商法"与"消费者法"之争提供参考。     

金融创新如何缓解信任品市场失灵?——中国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的自然实验

信任品市场(如食品、医药等)存在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和世界很多国家。关于产品和服务质量的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会导致信任品市场失灵。缓解信任品市场失灵,一种常见的解决方案是政府监管;而经济学家认为更加基于市场的解决方案(例如强制责任保险等金融创新)可能更为有效。在理论上,强制责任保险有两种相反的效应:保险公司的监督减少了道德风险 vs. 保险加剧了企业的道德风险,但一直亟待实证检验。幸运的是,中国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的改革实验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本文利用了中国在不同地区、不同时间推行的这个自然实验,通过双重差分的方法识别出责任保险对于信任品市场的因果效应。本文的研究发现,强制责任保险能显著降低食品安全事故发生概率。这表明政府强制推行的金融创新可以成为信任品市场失灵的一种有效的替代性解决方案。     

Subsidiary-specific advantages for inter-regional expansion: The role of intermediate unit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distinctive deployment of resources and capabilities by subsidiaries in order to develop an intermediate role within the MNC. Based on the regional management perspective, we focus on a specific intermediate role—the springboard subsidiary—that helps overcome the liability of inter-regional foreignness. Our results, which are based on a dataset covering 188 subsidiaries, show that the probability of taking on this role is contingent upon experiential knowledge about the target region, as well as a rich knowledge base derived from a wide range of activities and a broad geographical scope. Our findings also show that possession of slack resources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that a subsidiary will take on this role, as such slack must be combined with experiential knowledge. This paper serves as a first step in helping MNCs plan resource allocation to handle inter-regional expansion.     

非公允关联交易中董事责任问题研究——兼评世行营商环境评估之董事责任程度指标

在关联交易中,对关联董事的追责应采用忠实义务标准。然而,当前立法存在"程序公平倾向"以及"忠实义务追责标准狭窄"的问题,导致无法对已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董事进行追责。对此应将忠实义务下追责标准改为全面公平标准,对关联董事课以承担非公允关联交易中公司所受损失的义务;对非关联董事的追责应采用勤勉义务标准。因为当前立法过于原则化,缺乏适用空间,所以应在信义义务两分法下积极拓展勤勉义务即"知情"的基础上决策的内涵,衍生出对于公司造成损失的直接故意、间接故意以及重大过失三种追责情形,以弥补董事问责空隙,并将"商业判断规则"作为法院介入而非排除审查的判断标准,进一步激活董事追责的路径。     

《鹿特丹规则》下承运人责任与义务的变化及其影响

与以往的国际公约相比较,《鹿特丹规则》下承运人的责任与义务发生了较大变化。本文将探讨该规则下承运人责任与义务规范的变化及其影响,以期为贸易商提供因应策略参考。     

国际贸易隐含碳排放的研究进展：文献述评

从国际贸易隐含污染排放转移的视角分析了贸易与环境问题的研究趋势,概述了贸易隐含碳排放的一般核算方法,总结了国际上研究贸易隐含碳排放的现状与进展。发展中国家由于技术水平和能源综合效率较低,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较高的贸易隐含碳排放净出口;对碳排放责任分担机制进行了梳理,传统的基于领土责任的碳排放核算不仅对发展中国家不利,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