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化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机制研究

信息化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日益深远，但其影响机制也更加复杂。通过微观、宏观双视角定性论述，借助GMM模型对中国283个城市2004-2014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定量测度，探讨了信息化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信息化与制造业升级存在倒U型关系，当信息化程度未跨过风险拐点时，其对制造业升级会产生促进作用；信息化程度跨过风险拐点后，信息化对制造业升级的促进作用呈下降趋势。研究表明信息化并不总是促进制造业升级，信息化是机遇也是挑战，各地区需要因地制宜，结合自身工业化水平来发展信息化。     

“嵌入性”约束下的产业转移制度安排——江苏省南北挂钩共建产业园区的经验借鉴

产业转移不仅是一种典型的经济行为,而且是一种社会行为。遵循经济学逻辑,当不同区域间的生产要素价格差距较大时,受市场信号指挥的企业就会自发采取适应性行为——向要素成本较低的区域进行梯度转移。现实中,尽管我国区域间的要素价格差距悬殊,但产业转移步伐远远落后于预期。从新经济社会学视角论证这种"经济悖论",发现嵌入本地的生产性、服务性、制度性、社会性网络制约着企业的异地转移行为,进一步提出产业转移是企业社会关系网络和协力合作网络"脱嵌-再嵌入"的过程,并以江苏省南北挂钩共建产业园区为例,验证了两地政府通力合作有利于降低"脱嵌"对企业异地生产的冲击,并能够帮助企业"再嵌入"异地社会关系网络和协力合作网络,从而有力地解释了我国区域间产业转移需要政府介入的新经济社会学逻辑。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与路径研究--基于国际经验的考察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速放缓、结构升级及经济发展动力转换的新常态阶段。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动能是经济新常态时期的重要任务和目标,而发展数字经济则是目前最优的经济发展模式。2017年数字经济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预示着数字经济作为继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发展模式之后的又一新型社会经济发展形态,已成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也是推动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但数字经济模式属于新型经济发展模式,目前尚无一个完整的发展参考体系,需要我国自寻探究发展道路。由此,本文在研究数字经济内涵及其战略意义的基础上,基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现状和国外发展战略提出了我国数字经济的具体发展路径。     

产业投资基金真的可以驱动经济结构优化吗——产业基金对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驱动程度的PVAR模型分析

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众多地方政府选择产业投资基金作为优化经济结构的助推工具,但实践中各地方产业基金的投资效果与期望目标存在较大差异,因此需要对产业基金的经济优化效应进行检验。运用诺依曼定理分析产业基金与经济结构优化的互动机制并提出研究假设,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将经济结构优化表示为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并与产业投资基金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产业基金并不是经济结构优化的驱动因素,而只是其结果。一方面,产业基金并不会直接驱动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升级,而是通过增加金融投资总量间接作用于经济结构优化;另一方面,产业升级与经济增长会显著吸引产业投资基金。鉴于大量设立产业投资基金对于优化经济结构效果不显著,因而应当重点促进多元金融产业发展、提高企业融资能力、发展多种形式的金融工具。     

基于研究联合体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企业转型升级评价——2016-2020年1 827家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作为引领区域创新发展的前沿阵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企业必须率先实现高质量转型升级,以支撑示范区充分发挥其创新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基于扎根理论,对11个典型案例进行研究,得到具体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构建研究联合体视角下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企业转型升级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AHP-熵权组合赋权模型对2016-2020年中国1827家A股制造企业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示范区企业转型升级综合指数整体较低,企业转型升级水平具有较大提升空间;东中西部示范区企业转型升级水平存在较大差距且呈现扩大趋势;南北部示范区企业转型升级不存在显著差异,制造业为主的南部示范区企业转型升级水平较高;示范区企业转型升级受研发创新协同的影响较大,后者是示范区企业转型升级的主要影响因素。鉴于此,国家层面应健全以政府为主导的示范区企业支持政策体系;示范区层面应积极落实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以培育高精尖人才科研团队、搭建智能化研究联合体为发力点;企业层面以示范区企业研究联合体作为新引擎,聚焦示范区企业核心技术难题,促进示范区企业高质量创新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基于系统GMM与门槛效应的检验

基于2011—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和门槛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以及消费升级和研发投入强度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消费升级、研发投入强度分别在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中表现出单一门槛效应和双重门槛效应。进一步的地区异质性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仅对中西部地区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起到提升作用,消费升级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分别表现出双重门槛效应与单一门槛效应,研发投入强度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均表现出单一门槛效应。研究结果有助于丰富数字普惠金融应用于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研究,为高技术制造业利用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创新韧性提供实践启示。     

城镇家庭消费金融效应的地区差异研究

本文使用各省市自治区城镇家庭借贷支出的分类面板数据,结合我国经济发展处于转轨期的特性,考察消费升级、社会保障不完善及地区发展不平衡等因素对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各变量在对消费的影响性质和程度上均存在地区差异,社会保障、消费升级和储蓄在全国范围内均显著正相关,房贷支出和教育在中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显著,而保险在东部地区作用突出,家庭投资则均不显著。政府要扩大消费内需并改变消费金融发展的不平衡,就应把握消费升级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推进时机和力度,增加中西部地区社会保障投入和教育投入,持续提高居民收入,适度放宽中西部地区的家庭房贷限制。     

日本纺织服装产业升级及中日比较

日本纺织服装产业在面临本币升值、劳动力成本上升和贸易摩擦的内外升级压力下,通过产业转移、产品创新、淘汰落后产能,发展技术纺织品和时尚产业,提高了产品的附加值,完成了对纺织服装产业的改造。中国纺织服装产业虽然面临着与日本当年相似的升级压力,但也存在着相异特征如大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经济实力、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创新和产业政策的有效性等不如当年的日本。通过分析日本的纺织服装产业的调整过程和经验教训,并对中日纺织服装产业升级进行比较,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工业互联网平台对产业融合影响的实证研究

工业互联网是推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加速器。工业互联网平台已成为一种新的经济业态和服务载体,并渗透到产业与企业各个层面,深刻影响着制造业产业融合水平。基于2013—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法,分析工业互联网视角下平台经济发展水平与产业融合的关系,揭示工业互联网平台发展水平对产业融合的作用机理,检验制造业升级对平台经济发展水平与产业融合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工业互联网平台发展对技术融合与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融合的影响不显著,对供应链与价值链融合有显著正向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制造业升级在工业互联网平台对供应链与价值链融合的影响中具有完全中介效应。研究结果对揭示工业互联网平台、制造业升级和产业融合三者间关系,推动工业互联网平台赋能制造业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低碳与高成本运行环境下的广东物流产业升级路径与对策

在阐述广东省物流产业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了低碳经济政策、高油价、高路桥费的物流产业运行环境和产业结构调整给广东物流业带来的压力与挑战,认为在全球物流价值链中从功能操作向一体化集成物流发展将是广东物流产业升级的路径与方向,文章最后还就广东物流产业升级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