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初上海文人的经济生活与身份转型——以王韬、包天笑为例

近代上海城市的发展，把一批传统士人卷了进来，中国文人由此开始走出延续千百年的仕途经济，走向近代城市的分工体系和独立职业空间。作为晚清上海初始城市化的亲历者，王韬在文化心理和经济生活两方面，经历了一场由“士人”转向城市职业者的艰难蜕变。而生活于清末民初上海的包天笑，则以明确的职业归属感，取代了传统士人的仕宦情结，中国文人至此初步完成了由传统政教依附者向近代独立文化人的转型。     

JCCAD模块在超高层筏板基础计算中的应用

时于一座292米的超高层建筑,持力层为圃砾层,(地基承栽力f(ak)=650kPa,压缩模量E0=37),采用平板式筏基,这是一个大胆的尝试.虽说不一定是首创,但在技术上,也是一种挑战.另一方面,相对于桩基,筏基既可以缩短工期,也可以节省造价,在施工和经济两个方面都是首选.为了准确的计算基础的沉降、内力及配筋,本工程采用PKPM软件的JCCAD模块,准确输入地质状况,并建立多个模型进行比对.在基床反力系数的选取上,亦采纳多方面的意见,通过程序自动生成、当地经验值反算、安全系数调整等多次校核,得出较符合实际的沉降值.     

后金融危机时代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趋势与河北战略选择

本文首先介绍了京津冀地区区域经济合作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通过分析金融危机后京津冀地区产业体系的变化,在此基础上探讨后金融危机时期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趋势。最后,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河北省参与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的战略对策。     

樊口闸坝之争:晚清水利工程中的利益纷争与地方秩序

清光绪年间,湖北武昌县樊口地区,外江内湖的水系特征,内乡与外乡的畛域之见,使得当地民众就是否该修建樊口闸坝,爆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水利冲突。并进而引发了以湖广总督李瀚章和兵部侍郎彭玉麟为代表的反对派和支持派,双方就水利工程涉及的农业、渔业、商业、航运、水利安全等诸多领域展开争论。樊口闸坝事件,体现了晚清地方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关系,以及国家与民众有关大型水利工程的决策机制问题。     

晚清农学书刊出版研究

本文对晚清时期农学书刊的出版进行了探讨，分析了该时期农学书刊出版的基本态势、特点、重要出版物及其对中国近代农业发展的影响。晚清时期农书出版沿着传统农书与翻译引进西方近代农学出版的两条轨迹演进．但前者不断趋于衰落，后者则呈现出比较强劲的发展态势。晚清时期农学期刊的诞生，是农业科技传播领域的一个创举，也对近代中国农业科技的发展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水库移民创业情况的调查与思考——以衢州市水库移民为例

通过对浙江省衢州市水库移民创业的实地调查,总结了水库移民在迁入地的创业呈现出创业项目与政府政策相结合、创业项目与集体经济相结合、创业项目与产业优势相结合等特征。分析了水库移民在创业实践中存在的用地保障、扶持资金投向与拨付、创业人力资本水平低下等问题。提出了在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工作中应加强移民创业项目规划、转变移民创业发展方式、加强政府相关政策落实、加大资金支持、拓宽移民培训渠道等建议。     

商部的设立与清末农业的振兴

清末时期,面对传统农业的困境和西方对中国农业的冲击,商部(农工商部)作为新设的专门管理全国实业的中央机构,采取了调查农情,重视垦荒种植,改良棉业,提倡蚕桑,振兴茶业,讲求农学,劝设农事试验场,劝办农会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促进了清末农业的发展,推动了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     

建筑工程后浇带施工研析

后浇带是在建筑施工中为防止现浇钢筋混凝土结构由于沉降、温度、收缩不均等因素可能产生的有害裂缝,按照设计或施工规范要求留设的临时施工缝,经一定时效后根据设计及规范要求再进行后浇封闭,形成整体结构.由于结构由后浇带连成整体,因此后浇带施工质量与结构质量休戚相关.后浇带处往往断面大,钢筋密集,模板支设难度大,杂物垃圾清理十分困难,砼振捣不密实,而有的管理人员认为后浇带混凝土浇筑面积小,没有引起足够重视,造成后浇带成为混凝土结构的薄弱环节,产生裂缝,造成渗水等质量隐患.     

后浇带在建筑工程施工中的应用

施工后浇带主要用于解决高层主楼与低层群房间差异沉降、钢筋混凝土收缩变形减小温度应力。本文结合茂名市翠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人民家园综合楼(地上13层地下1层,总建筑面积10639m2),通过介绍施工后浇带的功能、做法及遇到的问题等谈谈其在工程上的应用。     

Analysing the Institutional Logic of Late DRG Adopters

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how institutional logics that are prevalent in an organizational field influence change in management accounting. More precisely, we examine the institutional logics of late DRG adopters through which organizations attempt to address the pressures imposed by the institutional field of health care. Specific attention is also paid to the way in which organizations operate at different institutional levels and what kinds of interrelationships exist between these levels. Such developments may at least partially explain why the implementation and adoption of DRG–based accounting systems in Finnish health care took almost twenty yea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