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0万元银行存款哪里去了?——一起伪造银行对账单挪用公款案现形记

审计组对A单位主要领导经济责任审计,审计人员在审计时发现:该单位内部控制监督机制失灵,出纳人员利用单位资金、账户管理方面制度不健全和内控制度不落实,利用收款不入账、支票提现以少报多、伪造财务主管法人章和盗取支付密令密钥转移资金,伪造、变造银行对账单挪用公款3000万元用于赌博、炒股等,这是一起典型的财务舞弊违法违纪案件。     

完善特殊体质受害人损害赔偿的思考

特殊体质受害人因为其自身的特殊性,导致对其遭受的损害进行赔偿时也有一些有异于常人的特性。当前,我国对这些特殊人群的救济面临着法律规范缺失的困境,由此,对责任构成的掌控存在不确定性,从而难以对这类特殊人群进行有效合理的救济。为了能有效合理的填补这类特殊人群所受损害以及维护社会稳定,现行立法应借鉴国外相关理论及立法经验,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在归责原则与责任构成方面予以完善。     

短期债务、商业信用与企业风险承担——基于上市非金融企业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7-2017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研究商业信用和短期债务(仅包括企业短期借款和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两部分)两种融资方式对于企业风险承担影响的差异性,结果表明资产负债率越高的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越低,商业信用会降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短期债务能显著提高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进一步将短期债务细分为短期债务比重高和比重低的两组,对比二者对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时发现,短期债务比重较低时,适当增加它的比重能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当短期债务水平超过某一限度时,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会随着短期债务比重的增加而降低;此外,研究还发现商业信用对短期债务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具有负向调节作用。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需要结合自身的经营状况,恰当安排商业信用和短期债务的比例关系,形成合理的债务结构,建立相应的预警机制并充分发挥商业信用的调节作用,以降低企业风险。     

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与品牌价值

本文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来验证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与企业品牌价值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及相关的作用机理。采用2013—2017年世界品牌实验室(World Brand Land)发布的《中国500最具品牌价值排行榜》中5年来均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结果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品牌价值是一种相互促进互惠互利的关系,而内部控制与二者之间并没有什么显著的关系。     

金融科技对传统银行行为的影响——基于互联网理财的视角

本文使用2011-2015年263家银行的年报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基于蚂蚁金服用户数据构建的地市级数字金融普惠指数,探究金融科技的发展对银行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科技的发展实质上推动了一种变相的利率市场化,改变了银行的负债端结构,使得银行负债端越来越依赖于同业拆借等批发性资金。负债端结构的改变导致银行资产端风险承担偏好上升,但是借贷利率和净息差都有所下降。即银行选择了更高风险的资产来弥补负债端成本上升所造成的损失,但并没有将成本向下游企业转移。此外,本文还发现规模越大的银行受到金融科技的冲击越小。     

低碳约束下电力企业经营结构与绩效变动趋势探讨——基于A电力集团的案例研究

目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与低碳发展战略已卓有成效.作为碳减排的关键行业,电力行业面临的低碳约束逐渐严格且边界清晰,亟须探究行业内企业的低碳能源结构变化与企业绩效同步发展的作用效果和发展趋势.文章以具有代表性的A电力集团为案例,从财务绩效和环境绩效两个视角出发,分析电力企业能源结构转变与企业绩效的变动趋势,发现:案例企业逐年降低火力发电占比,风力、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发电占比不断扩大;企业火力发电整体利润亏损较大,煤炭发电处于长期亏损状态;风电、太阳能(光伏)及其他清洁能源收入快速增长,成为企业利润的主要贡献点,其利润增长能够弥补火力发电亏损;随着发电电源结构的转变,企业污染排放量不断降低,社会责任履行良好.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与公开债务融资

本文以2016—2018年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与公开债务融资的关系.研究发现,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显著提高了企业公开债务融资的成功率和规模;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质量越高,对企业公开债务融资选择、规模的正向影响越大;相较于民营企业而言,国有企业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对公开债务融资的影响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相较于应规披露、未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上市公司而言,自愿披露对公开债务融资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对公开债务融资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地区则不具有明显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