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地商会与企业风险承担*——基于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商会组织是企业拓展社会网络和积累社会资本的重要平台,旨在推动企业之间实现资源共享和风险共担。本文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企业参与异地商会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参与异地商会有助于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从作用机制上看,参与异地商会不仅有利于降低企业融资约束,同时助推了企业并购活动。进一步研究发现,异地商会对地区间社会信任具有替代效应,并且提升风险承担的作用,在传统商帮文化浓厚的地区和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更为明显。参与异地商会有助于企业减轻供应链环节的风险。本文为验证商会的风险共担特征提供了实证依据,为理解商会组织的社会功能提供了参考。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制胜法宝*

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指南。但是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为中国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建设进程提供具体的路线图;中国的国情特殊且复杂,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没有也不可能给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各种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马克思主义必须联系中国实际、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有生命力,才能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之所以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先后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胜利,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其制胜法宝就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Incoterms2000与Incoterms1990贸易术语的比较研究

本首先探讨了国际商务修订INCOTERMS的原因和原则，然后详细地对《Incoterms2000》与《Inctoerms1990》进行了比较分析。     

土地价格与企业创新——来自微观数据的证据

近年来,中国土地出让价格迅速攀升,对企业行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利用土地交易的微观数据,采用工具变量的方法研究了土地价格上涨对于工业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土地价格上涨会减少企业申请专利的数量。其原因在于地价上涨缩紧了企业的资金约束,并影响了企业的资源配置,造成企业减少研发投入。异质性研究表明,高地价对位于产业园区的企业、国有企业的不利影响更小,但是对创新型试点城市中的企业的抑制作用更强。     

服务外包与产业链长度：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本文参考Antrs et al（2012）方法，利用中国1997年、2002年、2007年、2012年和2017年投入产出表测度30个省份17个细分行业的产业链长度，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服务外包对延伸产业链长度的作用。实证结果表明：第一，从整体上看，服务外包对我国产业链长度攀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服务外包每提高10%，可以促进我国产业链长度提升062%。第二，从细分类型的服务外包看，交通仓储外包对产业链长度延伸的促进作用最大。第三，分地区研究发现，服务外包对中部地区产业链长度提升最大，其次是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最小。第四，分行业后发现，服务外包对制造业和服务业产业链长度均有提升作用，但是对服务业促进作用是制造业的近2.7倍。     

消费者法治意识：促进还是约束中国FinTech创新*——来自P2P网贷的证据

消费者法治意识是促进还是约束了中国金融科技创新呢？在美英等国纷纷促进本国FinTech创新的背景下，这一问题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事关中国金融全球崛起的现实问题。为此，本文依据挑战/威胁、冷/热系统两大心理学理论，基于2009—2017年中国31个省市区非平衡面板数据，采用差分GMM研究这一问题。结果表明，消费者法治意识水平与FinTech创新数量、质量之间均为倒U型非线性关系，过弱或过强的消费者法治意识均不利于FinTech创新数量、质量的提升。因此，在保护消费者时，应当遵循适度原则。进一步分析发现，消费者法治意识还通过行业自律组织和研究机构建设、信贷缺口，间接影响FinTech创新数量。最后，本文就促进中国FinTech创新提出了相关建议。     

基础设施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基于扩展的Barro增长模型

基础设施既可以作为特殊的资本存量直接促进经济增长，又可以通过促进投资和劳动力增加（增加生产要素数量）以及提高存量资本和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提高生产要素效率）间接促进经济增长。本文构建了一个扩展的Barro经济增长模型，并利用中国1992—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和中介效应模型对两条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对交通、能源、通信三类基础设施的影响以及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均表现出异质性。直接效应呈动态上升趋势，中介效应则逐渐下降。针对异质性的原因，本文进一步采用非线性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为规模扩张型、数量型或外延型，而不是以质量型和内涵型为主的形式。能源和通信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总效应具有规模效应，交通基础设施的规模效应不显著，但也对经济增长具有持续促进作用。这说明目前我国三类基础设施仍然具有较大投资潜力。其中的关键是要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生产要素效率。     

媒体情绪与房价波动*

本文使用2000—2015年中国112个大中城市媒体报道和房价月度指数研究了媒体异质性对房价波动的影响。研究发现，纸媒情绪对房价波动的影响大于网媒情绪，中央媒体情绪对房价波动的影响大于地方媒体情绪，明星微博情绪对房价波动的影响大于普通微博情绪，媒体语气确定性和报道篇幅对房价波动有正影响，明星城市媒体情绪较非明星城市更易引起房价波动。据此，为防范非理性房价波动，应加强对不同媒体报道的监管。     

房价对居民消费的跨空间影响*——基于中国278个城市空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首先基于住房财富效应，构建了房价变动对居民消费的跨空间影响的分析框架。该框架阐释了住房财富效应的区域差异：不同地区间房价的空间传导、居民的异地消费以及消费的示范效应，使得本地房价变动可能引起周边地区居民消费的连锁反应。其后，本文利用中国278个地级市2000—2018年数据，通过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实证考察了不同地区住房财富效应的差异，以及房价变动对居民消费的跨空间影响。结果显示：（1）虽然中国整体上存在住房财富效应，但西部城市财富效应并不显著，并且核心城市还存在负财富效应。（2）不同城市间房价对消费存在跨区影响。东部城市和核心城市对周边城市消费的正向影响很显著，而边缘城市则对周边城市消费有显著的负向影响。（3）不同城市间的消费也具有空间上的示范效应。最后，本文从房价和居民消费空间联动的视角，为政府扩大内需、调控房地产市场提供了相关政策建议。     

金融结构转型与收入分配优化*

本文阐释了金融结构(包括银行业结构)影响收入分配的理论机制，并运用动态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了金融结构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1)金融制度功能的有效发挥依赖于金融资源在数量规模和结构层次上的匹配程度，金融要素之间根据市场主体的融资需求形成相互分工协作，在促进金融结构转型过程中实现收入分配优化；(2)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优先发展的战略背景下，银行业结构对收入分配存在逐级递减的正向影响效应，大型商业银行市场融资份额占比过高将不利于优化收入分配；(3)在经济增长进程中，金融结构对收入分配存在倒“U”型影响效应，金融结构由“银行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转变将有利于优化收入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