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治理参与、市场竞争与企业创新——基于上市公司参与精准扶贫视角

市场竞争在企业参与外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能够发挥创新激励作用吗?从这个问题出发,文章以中国上市公司参与精准扶贫为研究背景,从宏观治理与微观治理两个层面,政府与市场两个视角,投入与产出两个维度出发,考察参与扶贫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使用2016-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先从投入维度实证验证了企业参与治理会在一定程度产生"创新投入挤占效应",即上市公司参与扶贫治理与其创新投入强度显著负相关.然而,更高市场竞争程度能显著降低"挤占效应",有效发挥创新作为根本动力的激励作用;更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区分信贷资源和政商关系的异质性,这种"挤占效应"在信贷资源可得性较差、政商关系水平更低的参与企业中更加显著.机制研究表明,这种"挤占效应"通过政策性负担的增加、管理层业绩压力的降低而显著提升.最后,经济后果分析发现,企业参与贫困治理虽然挤占了其创新投入,却提升了创新产出,企业创新产出的数量与质量都得到了改善,参与治理为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带来了益处.本文的研究有利于加深对企业主体创新行为的理解,为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提供了新思考,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与实践价值.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演变与改进建议

2015年新《预算法》实施以来,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大幅增加、期限快速拉长、品种日益丰富。同时,也面临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利用水平差异较大、一级市场发行定价趋同、二级市场流动性不高、对企业信用债券形成一定挤出等问题。结合当前国际与国内形势,本文建议从强化预算约束,控制专项债券边际增长规模;优化内部结构,适度增加项目专项债券占比;加强政策协调,进一步提升专项债券市场化水平;稳妥安排兑付,应对好去评级化趋势;建立有序的专项债券资金使用绩效考核及问责机制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使得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更好的为促进经济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管理层权力制衡强度、债务约束与企业创新投资

企业创新是国家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受到管理层意愿的影响，因而需要对内部经营者的权力进行制衡。以2010-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管理层权力制衡强度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以及不同债务约束情境下高商业信用配置、高负债水平的调节效应，此外，还考察了产权性质的差异化影响。研究表明，管理层权力制衡强度越大，企业创新投资水平越高；高商业信用强化了该促进作用，而高负债水平弱化了该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制衡强度与企业创新投资的关系在民企中更显著；国企能够更好地获得和运用商业信用，使其高商业信用对该关系的强化效应更显著；民企具有更强的债务约束，其高负债水平对该关系的弱化效应更明显。     

城市道路共享单车可骑行性评价

骑行环境的友好性是影响慢行交通和城市交通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为了评价城市道路对骑行的友好性，本文考虑骑行环境和骑行行为两方面因素，利用城市共享单车数据结合路网数据构建了具有多维度指标的综合评价模型。本研究选择三个二线城市作为案例研究，发现城市中心的可骑行性大于城市周边地区；对骑行性影响最大的维度是舒适性，影响最大的因素是是否有自行车道、道路长度和交叉口密度；在建道路网络连接良好，自行车道和红绿灯较少的道路上，可骑行性更高。本文的贡献可以支持二线城市交通环境的改善和提高城市系统的效率。     

补上“精密制造”短板

精密制造业是制约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最要命的短板。我们如能像前几年重视装备制造一样重视精密制造,经过5到8年,完全有能力占据世界精密制造领域制高点。精密制造业是制约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最要命的短板。大部分制造行业都需要提高其生产的精密度。精密制造业提供的都是制造业的关键零部件,是产业链的最顶端,是利润最丰厚的核心部分。以空中巴士、波音为代表的飞机,以苹果、三星、华为为代表的手机,以通用、大众为代表的汽车等,都需大量精密制造类产品。看规模,精密制造业可覆盖整     

普惠金融发展的地区差异、收敛性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检验

本文利用2005—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对我国各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收敛性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在考察期内总体偏低，并且呈现出显著的地区差异性。（2）绝对β收敛在全国、中部和西部均存在，而东部不存在；条件β收敛在全国、东部和西部均存在，而中部不存在。（3）政府干预程度、市场化程度、人力资本质量、非正规金融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对普惠金融发展均具有重要的影响。     

基于RSM和SMAA的中国智慧城市惠民评价——以京津冀为例

构建了以定性指标为主的智慧城市惠民评价指标体系,并据此设计调查问卷。通过收集2011—2016年北京、天津和石家庄的智慧城市惠民评价指标数据,计算了2011—2016年北京、天津和石家庄的智慧城市惠民满意度。在指标权重未知的情况下,分别基于响应曲面回归模型和随机多属性可接受度分析模型,对3个城市的智慧城市惠民满意度进行纵向和横向比较。结果如下:2011—2016年3个城市的智慧城市惠民满意度逐年上升。最后对基于两种方法得到的评价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得出两种方法的特点和适用范围。     

农机社会化服务采纳、禀赋差异与农村经济相对贫困缓解

进入以缓解相对贫困为重点的后扶贫时代，农村经济相对贫困问题仍不容忽视。农机社会化服务作为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桥梁，对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脱贫攻坚有序衔接具有重要作用。文章讨论的核心议题是农机社会化服务采纳如何缓解农村经济相对贫困，并尝试建立了“农机社会化服务采纳——禀赋差异缩小——农村经济相对贫困缓解”的理论分析框架。为此，文章首先对农机社会化服务采纳影响农村经济相对贫困的作用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然后利用2750份河南省农户问卷调查数据，运用Logit模型，实证检验农机社会化服务采纳对农村经济相对贫困的影响，并通过替代核心自变量和变更样本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运用PSM模型和IVProbit模型以及ERM模型进行内生性讨论，最后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对其作用机制进行验证。结果表明，农机社会化服务采纳对农村经济相对贫困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缓解了农村经济相对贫困。考虑内生性后，结论仍具有稳健性。进一步的机制验证发现，农机社会化服务采纳通过缩小劳动力禀赋差异和技术禀赋差异，缓解农村经济相对贫困，劳动力禀赋差异缩小和技术禀赋差异缩小的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21.22%和7.36%。可见，应将完善农机社会化服务供需体系纳入农户相对贫困治理机制考虑范畴，引导农户从传统家庭化生产转向现代社会化生产，扩大农机社会化服务采纳范围；同时完善就业服务等相关配套体系以吸纳释放的弱劳动力，促进农户收入增长，缓解农村经济相对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