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OFDI影响出口的质量效应与成本效应研究——基于异质性产品价格分解模型

基于异质性产品价格分解模型，运用联合国UN Comtrade 2003-2016年产品-目的国层面出口数据，考察中国OFDI影响本国出口的质量效应和成本效应。研究发现：中国OFDI显著提升了出口产品质量，并对出口产品成本产生降低作用。从目的国收入看，金融危机前，中国OFDI对出口质量的提升以及对出口产品成本的降低作用，主要通过对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的投资实现；而金融危机后，则主要通过对中低收入国家的投资实现。从产品类型看，中国OFDI显著提高了差异性产品和中间产品的出口质量，并对两类产品的成本产生降低作用；但对同质性产品和最终产品，只对其出口产品成本存在显著降低作用，对出口质量的提升作用不显著。因此，以投资带动贸易仍然是推动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有效举措。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助于沿线国家绿色技术创新吗——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据的检验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色转型给中国承担新使命、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和绿色发展创造了新机遇。基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特征,研究其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中国OFDI主要通过绿色技术溢出机制、增长机制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技术创新;该绿色技术创新效应随着互联互通合作水平提升而显著增强,且对沿线国家绿色技术创新的改善效果主要体现在高收入组国家。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态势与布局差异性分析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的企业在加速了国际化过程。本研究以中国企业在全球对外投资的宏观数据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针对1104家企业有效问卷进行分析,探讨中国企业海外的发展情况、布局特征及其差异性影响因素。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数量和规模在近几年快速成长、目的地和投资产业出现多元化的特征。但是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不同的行业和区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总体而言,长三角地区的企业对外投资规模比较均衡,但侧重于制造业为主;京津唐地区的企业海外投资侧重金融等服务业,单笔投资规模比较大。信息通信技术、建筑、纺织和机械行业的企业对外投资相对程度较高;各行业投资以东南亚居多;机械、信息技术和生物制药行业企业以获取海外知识为主,其它行业以获取海外市场、资源为主。最后提出促进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政策建议。     

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实证分析

基于1982-2003年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时间序列数据,采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方法,实证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存在稳定的正相关关系,但无论长期还是短期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的Granger因果关系都不显著,这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的潜在作用未能得到充分发挥,因此应积极发展对外直接投资。     

出口经验能助推对外直接投资吗?--基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宏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以"一带一路"沿线45国2003~2014年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出口经验能否提升对外直接投资。研究结果显示,出口经验显著提升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公共治理、能源禀赋和地理区位与出口经验交互项的实证结果还显示,出口经验对直接投资的促进效应随着东道国治理水平提升而提高,对陆上丝绸之路国家的作用显著低于海上丝绸之路国家,而能源禀赋并未直接或间接通过出口经验对直接投资产生作用。这些研究结论说明,企业在不确定性外部环境下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倾向于通过建立出口学习曲线并依此进行直接投资决策。     

资本要素市场化改革、对外直接投资与技术创新绩效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产业的技术创新具有反哺促进效应,但同时受资本要素市场扭曲的调节作用影响。本文运用2003~2016年的面板数据,设定双因素基准模型并进行东、中、西部地区分样本回归以检验资本要素市场扭曲对OFDI的技术创新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OFDI通过逆向技术溢出促进了母国的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同时,资本要素市场扭曲抑制了OFDI反哺技术创新绩效的正向作用,且资本要素市场扭曲对OFDI的技术创新的调节效应存在地区差异性。因此,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调整对外直接投资结构和优化营商环境,是实现OFDI协调发展以推动技术创新绩效提升的有效途径。     

FDI与OFDI溢出对高技术产业区域创新的门槛效应研究

选取2003-2016年省域高技术产业面板数据,以R&D人员投入为门槛变量,实证分析FDI与OFDI溢出对高技术产业区域创新的非线性影响。得出以下稳健性结论：FDI和OFDI溢出对高技术产业区域创新具有双门槛效应,FDI溢出呈现先升后降的特征,而OFDI溢出则呈现先降后升特征;R&D人员投入、R&D资本积累、城镇化水平有利于高技术产业区域创新,而金融成熟度未产生明显推动作用;政府支持可能对R&D人力投入较高省份产生抑制作用;2003-2016年跨越R&D人员投入中、高门槛的省份在不断增加。     

制度距离、投资动机与企业OFDI区位选择——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制度风险偏好”的一种解释

由于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存在制度适应成本,东道国与母国之间的制度距离会对企业OFDI产生负向影响。基于2003—2015年中国对140个国家和地区OFDI的分析表明：中国企业的OFDI具有明显的市场寻求动机和战略资源寻求动机,其中,市场寻求型OFDI表现出显著的互补效应,战略资源寻求型OFDI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挤出效应;东道国与中国的制度距离会通过投资动机影响中国企业OFDI的区位选择,即倾向于向制度距离较小的国家和地区进行OFDI,且制度距离会弱化市场寻求型OFDI的互补效应和战略资源寻求型OFDI的挤出效应。站在企业角度来看,中国企业在进行OFDI时并不具有“制度风险偏好”,而是表现出“制度风险规避”特征：选择对其自身发展来讲制度风险较小（制度距离较小）的目标市场进行OFDI。因此,中国应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提升国内制度质量,加强国际经济合作,并增强企业的制度适应能力,以有效减小制度距离对企业OFDI区位选择的约束,进而优化OFDI区位分布,提高OFDI效益和质量。     

政治风险、文化距离和双边关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的研究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规模将会持续扩大,也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根据2003-2014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主要43个国家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矫正误差（PCSE）方法估计,重点研究东道国政治风险、文化距离和双边关系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并将样本分为“新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比较两条路线上的异同。研究发现：双边政治关系与我国OFDI显著正相关;中国对“一带一路”的OFDI一般集中于政治风险高、文化距离近、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原因在于东道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与东道国良好的双边关系降低了投资风险;地理距离对中国投资有负影响,中国对东道国出口对OFDI有促进作用。此外,政治风险、文化距离和地理距离对OFDI的影响在“一带一路”两条路线上表现出明显差异。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碳排放效应研究——基于2003～2011年省级面板数据

选用2003~2011年我国30个省的面板数据,基于联立方程组模型,考察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对本国CO2排放量的影响。研究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将会给本国带来正的规模效应、产业结构效应以及负的技术效应。综合三大效应的结果显示,我国加大对外直接投资,增加了国内的CO2排放量。数据表明,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每增加1%,国内CO2排放量将会增加0.5009%,其主要原因在于具有减排作用的技术效应远低于其余两大效应,据此提出了增加技术寻求型直接投资和调整产业结构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