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乡村商业家族的百年变迁——以山东掖县西杜家村杜氏家族为视角

鸦片战争后,山东掖县杜氏家族抓住历史机遇,顺应时代潮流,通过经营草辫生意迅速致富,从农民转化成乡绅,家族兴旺期一直维持到1928年。期间,他们重教兴学,培养人才,积极参与地方建设,有的族人还从政为官,在当地树立了较高的威信。由于军阀混战,日寇入侵,生意日趋衰落。在土改和镇反运动中,一些处于革命对立阵营的家族头面人物遭到镇压,家族产业败亡。     

山西乡绅刘大鹏研究综述

关于山西乡绅刘大鹏的研究已有非常丰富的成果,而到目前为止,还未有对于刘大鹏研究现状的梳理,本文即以此为目的展开。笔者所梳理的成果即包括对刘氏本人为对象的个案研究,也包括以刘氏为案例进而展现近代中国史丰富与复杂性的研究。希望通过对目前研究状况的梳理助益学界今后对刘氏的研究。     

乡绅与乡村权力结构的演变--20世纪三、四十年代闽中乡村权力的重构

1938年5月，由于福州、厦门沦陷，福建省政府内迁永安，由此引起闽中乡村社区激烈的社会变动，进一步改变了士绅阶层的生存状态以及乡村权力结构的演变。三四十年代的闽中乡村依然处于典型的农耕社会，各种权力关系都是围绕着社会资源的占有与分配展开的。在国家、宗族与乡绅的冲突与互动中，国家行政权力不断渗透，旧士绅权利进一步削弱，新士绅逐渐兴起。这一切都说明，文化网络是地方社会中获取权威和其他利益的源泉，占有它就意味着获得某种支配权、控制权。谁掌握着决定权力分配的社会资源，谁就获得权力，谁就获得政治统治。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迁的分析

在中国漫长的农业社会时期，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一直沿袭着与乡绅治理制度相适应的供给制度，乡绅对乡村社会公共秩序维护和公共设施建设等公共产品的低水平供给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人民公社时期，中国政府组织和动员农民用劳动力最大限度替代资金的方式，实现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的提高。改革后，农村大多数公共产品仍沿袭制度外供给体制，主要由收入远低于市民的农民筹资来提供。所以，农民负担问题实质上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问题。     

田园情怀视阈下的美丽乡村建设：从理想到实践

美丽乡村是美丽中国的有机组成部分。古代社会士大夫的田园情怀赋予了古代农村自然美和生活美的特征,这深刻影响着农村留给国人的印象。但田园情怀不仅受到士大夫个人因素的强烈影响,也和古代农村生产力发展迟滞缓慢有密切的关系。我国当代农村面貌和古代农村相比发生了质的变化;在美丽乡村建设中,不仅吸收士大夫田园情怀的合理内核,即格外注重农村社会和谐以及生态文明建设,更注重农业发展和农民致富,尊重农民在美丽乡村建设中的主体地位。     

传承与超越:乡村振兴视域下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问题研究

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新乡贤已经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主体和坚强力量。从历史上看,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是对古代“乡绅之治”的传承和超越,传统乡绅和新乡贤在主体特征、角色定位和功能作用等方面都存在高度契合。新时代,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是基于国家政策的积极引导、乡村治理的现实需要和自身乡土情怀的推动。当前,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还面临许多现实困境:从个体层面来看,新乡贤治理能力有待提升,角色定位不太清晰;从社会层面来看,新乡贤社会认可程度较低,保障措施比较匮乏;从制度层面来看,新乡贤培育机制不够健全,参与机制有待完善。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应从增强新乡贤自身建设、激发新乡贤参与动力和健全新乡贤相关制度等方面入手,开启乡村治理新征程。     

复活乡绅力量:农村先试三权分立

<正>蕉岭县试点建立村监事会,增强村民代表会议独立性,制约村委会权力,成效明显。《村委会组织法》已施行整整十年,我国95%的村委会实现了直接选举。然而,民主选举不过是规定动作的四分之一,如何贯彻《村委会组织法》中四大民主中的另外三项:民主管理、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却是一道棘手的难题。在梅州     

连载中国的乡及乡官的演变(下)

乡绅--专制帝国权力的分享者 隋文帝杨坚篡周自代后,隋王朝的各项措施,都显示了中央集权的趋向.隋文帝首先于开皇三年(583年)整理地方行政.《隋书》"百官志下"说:     

明代江南的争田问题——以嘉兴府嘉、秀、善三县为中心

一问题的提出 明代后期以嘉兴府所属嘉兴、秀水、嘉善三县为代表的争田事件,在江南地区影响很大,其中以嘉善县的“民本”、“揭帖”、“上疏”等为表征的“夺田”最为著名。①但相关研究,除了日本学者川胜守的《浙江嘉兴府的嵌田问题》外,却无一涉及。②川胜守重于从嵌田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