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使用与个体生育意愿——基于信息成本和家庭代际视角的分析

探究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助力人口转变升级成为当前研究的重要方向.文章置身中国具体情境,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CGSS2017),从信息成本视角和家庭代际视角两个维度考察互联网使用对个体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使用互联网以及互联网使用频率越高的个体,其生育意愿越低.进一步研究发现,已育史对于互联网使用频率影响个体再育意愿存在负向调节效应,对于已育个体而言,上网频率越高对再育意愿的抑制作用越加显著;代际"数字鸿沟"对于互联网使用频率影响个体生育意愿也存在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当子代和父辈存在较大的代际"数字鸿沟"时,对于互联网使用频繁的个体,父辈沿袭下来的传统育儿经验和子代通过网络获取的育儿知识相冲突可能会引致更多的家庭矛盾,进而抑制个体生育意愿.反之,当代际"数字鸿沟"较小时,互联网使用频率对个体生育意愿的抑制效应亦有所减弱.文章的发现对于提升个体生育意愿以及生育率的研究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收货量、发货量都是冠军,双11凸显广东消费与制造双强 从大数据看双11:内循环是怎么流通的

在拆包裹的快乐中,2020年“双11”画上句号。从“定金人”、“尾款人”变成“收货人”,这届消费者参与“双11”的要义在于,以个人需求支撑消费的持续复苏力,以消费给经济增长带来确定的动力,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倾尽全力。伴随着直播卖货等新消费场景的主流化,以及本年度“双11”节奏的调整,今年的购物狂欢节可谓高潮迭起,电商、快递公司数据纷纷刷新纪录。     

儿童家庭教育中“父亲缺位”问题探析

在当下的家庭教育中,父亲这一角色在儿童教育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受传统观念、职业结构的生存压力和父亲自我角色认识不足等因素的影响,儿童家庭教育中"父亲缺位"的现象普遍存在。父亲教育的缺失会对儿童认知发展、正常的社会化和良好价值观形成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从社会工作的角度出发,帮助父亲充分发挥角色的作用,并提出了其参与儿童教育的相关措施。     

公众参与政府信息公开探讨

政府信息的公开是现代民主政治建设的必然要求,是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公共管理改革"的呼声下,中国转变政府职能和角色,建设服务型政府,这更离不开政府信息的公开。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检索和梳理,站在公民的参与的视角上,分析提高政府信息公开的透明度的途径。     

社区治理中的公众参与问题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对我国社区治理改革提出了明确要求。而公众参与正是社区治理的本质要求。国家上下开始大规模的进行社区改革,而要真正解决公众参与社区治理的困境,提高社区治理的能力,就必须更加深入社区,准确的把握和了解公众参与社区治理的现状。     

社会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以威海市“六治一网”网格化模式为例

网格化管理以"下沉式管理""无缝隙覆盖""纵向到底、横向到边"为特色,整合基层自治组织、社会组织、企业组织等多元主体参与到社会治理,既包含"自上而下"的促动,又包括"自下而上"的互动,是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模式。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威海市充分发挥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基础作用,快速实现新增病例及现有病例双清零。     

基于社会参与角度的时间储蓄养老系统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初,时间储蓄的养老模式作为养老保障体系的一种补充措施辗转出现于各国,但都并未实现规模化发展。从社会参与角度探讨多元化主体在推动这一模式成功实践中的各方责任,以形成全国范围内的联动体系,建立能够自我调节的市场机制使养老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从而在资源自由流动中满足当代多元化个性化的养老需求。     

城市高房价如何影响农民工的定居意愿

中国城镇化进入了以提升质量为特征的减速阶段,农民工有序完成迁移第二个过程,即在城市定居下来,这是高质量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快速上涨的城市房价对农民工定居意愿的影响日益凸显.本文首先构建中国城乡人口迁移两个过程的理论模型,分析城市住房价格对农民工定居意愿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其次将2012-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与288个城市数据匹配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城市高房价显著降低了农民工的定居意愿,而定居意愿下降将会阻滞城镇化的进程.机制检验发现,城市高房价主要通过提高农民工家庭在城市的预期购房成本进而降低其定居意愿.此外,本文还进行了个体异质性和城市异质性检验.个体异质性检验发现,城市高房价对第二代、低受教育水平和本地无房农民工定居意愿的负向影响更大,对更高收入水平、更大发展空间以及可获得公共服务农民工定居意愿的负向影响更小;城市异质性检验发现,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高房价对农民工定居意愿影响的负向作用逐渐增大.本文的政策含义是抑制城市房价过快上涨、提高农民工收入和福利水平、提供更为平等的公共服务,以及解决好进城农民工"三权"有偿退出问题,可以增强农民工的定居意愿,推动城镇化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