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主义:中国福利制度框架的重构

合作主义 (corporatism)或称三方伙伴合作的程度在当代发达国家的经济制度和福利制度中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它与几乎所有工业化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相生相伴 ,相互依存 ,成为一枚硬币的两个侧面 ;它是现代文明国家发展进程中一个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 ,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与现代社会福利制度的结构中一种不可或缺的要素。在社会保障制度设计上我们应该有一个理性的预期 ,使之充分体现着我们价值观的追求 ,利用“后发国家”的优势和我国独特的政治优势 ,以避免当代西方福利国家中出现的问题 ;我国在进行经济制度的转型过程中不能忽略福利制度的转型 ,我国新工会法的颁布客观上为树立现代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法律框架的第一个支柱打下了桩基     

关于家族企业工作伦理的社会学思考

家族企业是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重要的一个增长点,但在近些年的现代企业改革中,家族企业的发晨并不乐观:"创业难,守业更难,创百年基业更是难上加难",怎样打破这样的家族企业生命周期的怪圈,我想考虑更多的不是外界的流言蜚语而是企业内部的治理出了什么问题.本文通过研究家族企业的发展史,家族企业的工作伦理,企业内部的社会资本运行情况,通过比较两大企业工作伦理的正负功能,最后简要的推演出一些解决中国家族企业现代化过程中工作伦理的转变问题的方法和对策.     

合作主义与福利国家关系探析

学术界对合作主义研究自古就有，中国对合作主义的论述最早可追溯到民国时期，但是合作主义作为一种理念受到广泛关注则是与福利国家联系到一起的。这个意义上的合作主义被视为三方伙伴主义，它是社会中劳资冲突的一种基于国家、资本、劳工的利益调和的解决方式，在政府、雇主组织和劳工组织之间形成的一种制度化合作。福利国家自其诞生之日起就与合作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它不仅源于合作主义，福利国家的发展及未来走向都与合作主义休戚相关。     

城市空间中的网络联盟:转型期中国城市治理的路径选择

合作主义理论特别重视协调与整合,这一理论基点恰好顺应了转型社会尤其是政府主导的转型社会的根本需求,从而成为中国城市治理的理论诉求。面对个人"原子化"、社会"破碎化"等矛盾重重的城市社会现实,本文首先论证了中国语境下合作主义的正向维度,然后借鉴西方国家有益的做法,提出了当代中国转型期城市社会治理的路径:建立城市空间中的网络联盟。在网络联盟的框架下,通过更广泛、更深入的社会参与、协商、协作,改善城市经济与社会生活,实现转型期城市的"善治"。     

新合作主义：中国私营企业劳资关系整合的目标模式

20世纪欧美国家的实践证明,以合作主义理论为基础的劳资关系整合机制是与现代工业社会比较适应的一项重要机制,对于协调企业劳资关系成效显著。从旧合作主义模式向新合作主义模式转变,是市场经济国家劳资关系调整机制发展的共同趋势。由于传统的行政化劳资关系体制的惯性作用和中国私营企业"再生"阶段的不成熟性,使得现阶段中国私营企业的劳资关系模式更多地反映出旧合作主义劳资关系的模式特征。整合中国私营企业劳资关系应当分为两个阶段,近期目标是建立和完善政府主导下的劳资关系协调机制,在此基础上,将构建新合作主义为基础的劳资关系自主协调机制作为需要努力的中长期目标。     

从"人际关系理论"到文化管理战略--再论广东温氏集团的启示

古典管理理论忽视人的因素 ,以霍桑试验为经验基础的“人际关系理论”发现了人的因素的重要性。但管理本身并不能真正解决“人际关系”的问题 ,“人际关系”只有建立在多元化、分散化和社会化的产权制度基础上 ,才能形成一种新型的“集体合作主义”的企业文化 ,它是企业高效发展的不竭的动力源泉和保障。这种制度文化是社会主义企业的优势和改革应取的方向。温氏集团的成功经验证明了这一点。     

薛仙舟的合作经济思想初探

西方合作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倡导者薛仙舟，在传播和倡导合作经济问题上的合作经济思想具有重实效而寡著述的特点，集中体现其合作经济思想的《中国合作化方案》的主旨是：在合作制基础上推动全国范围的合作化，以实现全国合作共和。     

构建新型的合作主义信访制度

信访是非常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制度,我国几千年来以行政为主导的政治传统和社会发展程度低是其存在的历史根源。近年来,信访制度进入了其存在发展的瓶颈。信访制度的困境,是一个综合的社会制度性危机,需要高屋建瓴的对整个信访制度进行重新建构,需要树立新型的合作主义信访体制来彻底扭转这个困境。     

章元善：实践出真知

20世纪初期,合作主义思想零星传入中国,对思想界尚未产生较大影响。1920年上海复旦大学学生创办＂平民学社＂,不遗余力地翻译、传播西方合作思想,吸引了一大批知识分子＂以合作为志业＂,合作主义的思潮已经广为传播,但合作社实践却始终未成气候。各地虽零星地有部分知识分子发起一些合作社,但都昙花一现,一二年内相继解散,一部分知识分子甚至开始怀疑合作主义。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章元善领导华洋义赈会在中国农村开展广阔的合作社实践,合作运动的面貌才为之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