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驱动的县域城镇化与规划政策反思

县域是完成农民就近城镇化、实现城乡要素跨界配置、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最为基础的空间单元.在一些户籍人口规模大的县域,县城公共服务设施的提标扩面是保障城镇化质量的关键,而教育设施至关重要.通过剖取皖北太和县重点研究,发现该类县城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基础教育驱动人口集聚的城镇化景观,现象背后折射出农业转移人口以家庭为单位用时空成本换代际流动的诉求,即该类城镇化的动力机制.农村学生家庭在乡城迁移过程中发生了从"半耕半工"向"半工伴读"的分工模式转变,家庭成员因就近陪读和远距离务工相结合而呈现横跨乡村—本地县城—异地大城市的时空离散.以教育为媒介,上一代在付出巨大时空成本的同时,下一代进行着"城市性"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的社会习得,积累融入社会阶层体系的文化资本,乃至以考学作为通道,实现基于代际之上的城镇化.研究对于具体规划实践中,认识县域城镇化的特征趋势、扩大县城公共服务设施布局中教育资源的供给,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实证基础.     

国有风险资本与企业融资约束: 如愿以偿还是事与愿违?

我国国有风险资本是否实现了设立之初的目标,即是否纾解了企业融资困难呢?文章基于上市企业微观数据和手动采集的国有风险资本数据对此进行了系统研究.实证结果稳健地显示,国有风险资本可有效缓解企业后续融资约束,我国政府参与风险投资活动是有效的.进一步地,高持股比例、多联合投资、高政治层级的国有风险资本对受资助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更强;且国有风险资本对经济欠发达、低制度质量环境下的企业、面临高环境不确定性和高竞争程度企业、民营企业、成长期与动荡期企业能产生更大的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国有风险资本既能通过认证作用显著降低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又能发挥政治关联的资源效应,包括显著促进银企关系和企业的商业信贷获取能力,并提升企业获得政府补贴的水平,从而减轻企业资金负担,缓解其融资约束.经济后果分析表明,国有风险资本能显著降低企业外部融资的股权资金成本和债务资金成本,帮助改善企业融资贵的难题,而且国有风险资本有助于企业在创新和经营方面的良性发展.但国有风险资本并未起到有效监督作用,不能缓解企业代理问题,尤其是会导致第一类代理成本的明显提高,而高管薪酬提升是其中的重要原因.据此,文章认为在未来的国有风险资本发展中,要把握"政府角色"介入的尺度,完善国有风险资本对企业的监督管理机制.同时适当兼顾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情况,对中西部地区的国有风险资本发展提供适当且必要的帮助,以促进国有风险资本在新时期的长足发展.     

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分析

文章基于面板数据,对内生增长模型进行改进,建立二阶段经济增长模型来分析FDI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运用固定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发现:FDI在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程度大小由东往西存在着梯度递减的现象。具体到FDI的作用途径,FDI主要通过作用于物质资本来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在人力资本上的作用效果则较弱甚至可以忽略。此外FDI对促进地区经济转型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短期债务、商业信用与企业风险承担——基于上市非金融企业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7-2017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研究商业信用和短期债务(仅包括企业短期借款和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两部分)两种融资方式对于企业风险承担影响的差异性,结果表明资产负债率越高的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越低,商业信用会降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短期债务能显著提高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进一步将短期债务细分为短期债务比重高和比重低的两组,对比二者对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时发现,短期债务比重较低时,适当增加它的比重能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当短期债务水平超过某一限度时,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会随着短期债务比重的增加而降低;此外,研究还发现商业信用对短期债务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具有负向调节作用。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需要结合自身的经营状况,恰当安排商业信用和短期债务的比例关系,形成合理的债务结构,建立相应的预警机制并充分发挥商业信用的调节作用,以降低企业风险。     

哈药集团内部资本市场运作与融资约束

集团公司是众多生产经营单位的联合体,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刺激下,企业的扩张冲动与融资约束不可避免的发生了碰撞,因此越来越多的企业集团涌现出来。由于金融制度的不完善,越来越多企业在资金获取方面存在限制,集团的内部资本市场是否有助于缓解这一约束是值得探讨的,本文以哈药集团为例,分析其在内部资本市场中的行为,可为其他企业提供借鉴,通过这些途径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融资约束,为企业的发展注入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