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效应研究——来自京津冀城市群的经验证据

绿色发展是推进京津冀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举。文章基于2006—2019年京津冀城市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方法实证分析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在正、负外部效应双重作用下，产业协同集聚对京津冀城市群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倒U”型影响，同时存在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该影响效应存在产业异质性，制造业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更强的作用效果以及更高的拐点值，且产业协同集聚能够通过绿色技术效率及绿色技术进步“双引擎”作用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结果可为如何依托产业协同集聚促进京津冀城市群绿色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国有风险资本与企业融资约束: 如愿以偿还是事与愿违?

我国国有风险资本是否实现了设立之初的目标,即是否纾解了企业融资困难呢?文章基于上市企业微观数据和手动采集的国有风险资本数据对此进行了系统研究.实证结果稳健地显示,国有风险资本可有效缓解企业后续融资约束,我国政府参与风险投资活动是有效的.进一步地,高持股比例、多联合投资、高政治层级的国有风险资本对受资助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更强;且国有风险资本对经济欠发达、低制度质量环境下的企业、面临高环境不确定性和高竞争程度企业、民营企业、成长期与动荡期企业能产生更大的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国有风险资本既能通过认证作用显著降低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又能发挥政治关联的资源效应,包括显著促进银企关系和企业的商业信贷获取能力,并提升企业获得政府补贴的水平,从而减轻企业资金负担,缓解其融资约束.经济后果分析表明,国有风险资本能显著降低企业外部融资的股权资金成本和债务资金成本,帮助改善企业融资贵的难题,而且国有风险资本有助于企业在创新和经营方面的良性发展.但国有风险资本并未起到有效监督作用,不能缓解企业代理问题,尤其是会导致第一类代理成本的明显提高,而高管薪酬提升是其中的重要原因.据此,文章认为在未来的国有风险资本发展中,要把握"政府角色"介入的尺度,完善国有风险资本对企业的监督管理机制.同时适当兼顾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情况,对中西部地区的国有风险资本发展提供适当且必要的帮助,以促进国有风险资本在新时期的长足发展.     

高铁开通促进了非枢纽城市企业高质量发展吗?

本文基于2008—2018年非枢纽城市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高铁开通对非枢纽城市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高铁开通提高了非枢纽城市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了其高质量发展.分组回归结果显示,高铁开通对非枢纽城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中部地区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民营企业以及二线和三线非枢纽城市企业,而对东部和西部地区企业以及国有企业的影响不显著,对资源密集型企业以及一线非枢纽城市企业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本文从微观企业层面拓展了高铁建设的经济后果研究,丰富了非枢纽城市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的文献,对高铁建设的规划布局及其经济分布效应分析具有参考意义.     

京沈高铁对阜新经济效应的影响

随着高铁时代的来临,本文以京沈高铁为研究对象,参照哈大高铁对沿线中小城市的影响,主要是以铁岭西站为例,运用对比法,与相似城市进行对比分析,研究京沈高铁对阜新城市经济效应的影响,并结合当前的社会情况和高铁建设提出建议。     

融资约束、代理成本及其治理机制研究

通过估计基准Q作为投资机会变量,用双边随机分析的方法,估计了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2011-2017年的代理成本和融资约束数据,并分组检验了各种治理机制对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的治理作用。研究表明,现金股利、举借外债和混合所有制对代理成本的治理效果甚微,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则表现出优于民营控股上市公司的治理效率。举借外债可以最有效地缓解公司的融资约束,而民营企业的融资歧视现象仍未得到根本改变,混合所有制改革显著地缓解了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     

预期损失法对券商行业顺周期效应的影响

财政部2017年引入了预期损失法作为金融工具减值计量的基础,本文以券商行业数据为实例,分析了这一方法对券商行业顺周期效应的影响。通过分析本文认为这一方法符合监管机构建立逆周期管理制度的要求,但要实现逆周期效果还需要解决客观标准和模型质量的问题,因此最后提出了应对建议。     

资本外逃的经济效应与应对政策选择研究

资本外逃是一个复杂的经济问题,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并会给一国经济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风险和损失。基于此,论文梳理了资本外逃的研究现状,提出了资本外逃所产生的经济效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资本外逃的政策选择,为一国在治理资本外逃时提供了政策选择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