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治理参与、市场竞争与企业创新——基于上市公司参与精准扶贫视角

市场竞争在企业参与外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能够发挥创新激励作用吗?从这个问题出发,文章以中国上市公司参与精准扶贫为研究背景,从宏观治理与微观治理两个层面,政府与市场两个视角,投入与产出两个维度出发,考察参与扶贫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使用2016-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先从投入维度实证验证了企业参与治理会在一定程度产生"创新投入挤占效应",即上市公司参与扶贫治理与其创新投入强度显著负相关.然而,更高市场竞争程度能显著降低"挤占效应",有效发挥创新作为根本动力的激励作用;更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区分信贷资源和政商关系的异质性,这种"挤占效应"在信贷资源可得性较差、政商关系水平更低的参与企业中更加显著.机制研究表明,这种"挤占效应"通过政策性负担的增加、管理层业绩压力的降低而显著提升.最后,经济后果分析发现,企业参与贫困治理虽然挤占了其创新投入,却提升了创新产出,企业创新产出的数量与质量都得到了改善,参与治理为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带来了益处.本文的研究有利于加深对企业主体创新行为的理解,为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提供了新思考,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与实践价值.     

地方债务治理对银行信贷资金"脱虚向实"的影响——基于国务院"43号文"准自然实验的经验考察

国务院"43号文"的实施,为研究地方债务的治理效果提供了一个准自然实验场景.研究发现:地方债务治理对银行金融资产没有产生影响,但会显著增加银行总贷款、个人贷款和企业贷款,有助于银行信贷资金的"脱虚向实";地方债务治理能显著增加银行实体行业贷款,但不能显著增加银行非实体行业贷款和建筑业贷款.机制检验发现,地方债务治理可以通过降低借款人和借款企业的融资成本,间接性地影响银行信贷资金配置.进一步研究发现,国务院"43号文"实施后,资产质量高的银行倾向于增加企业贷款和实体行业贷款,资产质量低的银行倾向于增加个人贷款;银行规模可以强化地方债务治理对银行贷款增长的促进作用.因此,为促进银行信贷资金的"脱虚向实",应提高地方债务治理水平,强化对银行业务的监管与引导,加强风险管理,保障银行资产质量.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演变与改进建议

2015年新《预算法》实施以来,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大幅增加、期限快速拉长、品种日益丰富。同时,也面临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利用水平差异较大、一级市场发行定价趋同、二级市场流动性不高、对企业信用债券形成一定挤出等问题。结合当前国际与国内形势,本文建议从强化预算约束,控制专项债券边际增长规模;优化内部结构,适度增加项目专项债券占比;加强政策协调,进一步提升专项债券市场化水平;稳妥安排兑付,应对好去评级化趋势;建立有序的专项债券资金使用绩效考核及问责机制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使得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更好的为促进经济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管理层权力制衡强度、债务约束与企业创新投资

企业创新是国家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受到管理层意愿的影响，因而需要对内部经营者的权力进行制衡。以2010-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管理层权力制衡强度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以及不同债务约束情境下高商业信用配置、高负债水平的调节效应，此外，还考察了产权性质的差异化影响。研究表明，管理层权力制衡强度越大，企业创新投资水平越高；高商业信用强化了该促进作用，而高负债水平弱化了该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制衡强度与企业创新投资的关系在民企中更显著；国企能够更好地获得和运用商业信用，使其高商业信用对该关系的强化效应更显著；民企具有更强的债务约束，其高负债水平对该关系的弱化效应更明显。     

补上“精密制造”短板

精密制造业是制约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最要命的短板。我们如能像前几年重视装备制造一样重视精密制造,经过5到8年,完全有能力占据世界精密制造领域制高点。精密制造业是制约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最要命的短板。大部分制造行业都需要提高其生产的精密度。精密制造业提供的都是制造业的关键零部件,是产业链的最顶端,是利润最丰厚的核心部分。以空中巴士、波音为代表的飞机,以苹果、三星、华为为代表的手机,以通用、大众为代表的汽车等,都需大量精密制造类产品。看规模,精密制造业可覆盖整     

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相关性研究——来自深市2014～2016年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文章选择我国深市2014~2016年医药制造业公司年报披露的数据作为实证分析对象,研究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水平的相关性。股权集中度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水平呈反比。流通股占比、监事会规模、公司规模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水平呈正比。建议从股权结构上,适当减少大股东持股比例,提高社会公众的持股比例;从公司治理上,在合理范围内继续扩大监事会的规模也有利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     

浅谈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变

随着社会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呈现出经济飞速发展、社会缓慢转型的特点。与此同时,社会利益主体益发多元化,不同利益集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日渐频繁,复杂的经济社会生活要求社会管理水平要进一步提升,原有社会管理体制问题渐渐暴露,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型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