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社会制度的进化、退化和钝化——给“黄宗羲定律“的一个制度经济学解释

中国传统社会的赋役制度经过反复进化、退化,终于钝化.制度的进化变得琐碎和低效,退化接踵而至,负面影响大于正面,人们对制度变迁变得麻木,对制度进化的预期持悲观态度,把它看作更坏制度出现的先兆,从而普遍采取更加保守、顽固守旧的价值取向.所谓“黄宗羲定律“正是对制度钝化现象的一种误读,本文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对其作出另一种解释.     

从摊丁入亩看我国税制改革

摊丁人亩是清王朝实行的一项财政改革措施,于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普遍盛行。“摊丁人亩”即“地丁合一”,这种赋役制度将本应出的徭役数折成银两,平均摊人土地之中,与田赋一并缴纳。通过改革,延续中国历史千百年的“人头税”终于彻底被取消。     

传统社会制度的进化、退化和钝化--给"黄宗羲定律"的一个制度经济学解释

中国传统社会的赋役制度经过反复进化、退化，终于钝化。制度的进化变得琐碎和低效，退化接踵而至，负面影响大于正面，人们对制度变迁变得麻木，对制度进化的预期持悲观态度，把它看作更坏制度出现的先兆，从而普遍采取更加保守、顽固守旧的价值取向。所谓“黄宗羲定律”正是对制度钝化现象的一种误读，本文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对其作出另一种解释。     

中国的乡及乡官的演变(上)

在西周、春秋战国长期分裂的传统下,统一帝国出现后,其中央势力如何与根深蒂固的地方势力融合,而各地习惯了诸侯、大夫统治的人民,如何与遥远的皇帝及其政府有一体的感觉,就必须有组织机构和人员来联系,这就形成了乡及乡官。乡官者,即统一帝国下地方乡     

明代地方官府赋役核算体系的早期发展

明洪武到弘治年间,州县官府的赋役管理从基本不依赖核算向需要且能够进行核算的状态转变。洪武、永乐时期,在官府体系内部,只有田赋被部分地纳入核算管理,其他赋役征发则完全或绝大部分无法计量,也没有计划性。宣德以降,地方官员吸收民间粮里阶层分担赋役负担的经验,在此基础上进行旨在“均平”的改革,以确保赋役的可持续征发。在探索均平之道的过程中,不同地方官员多采取量化赋役负担、预定征收计划、将派征对象标准化并进行摊派核算的方式。其中,田赋额等开始扮演摊派对象的角色。这开启了州县层面赋役征收核算体系的发展之路,也导致府、州、县与户、工等部及布政使司之间产生了赋役核算信息不对称,出现了二重会计结构。     

古代赋役改革比较与借鉴——以明代“一条鞭法”与清代“摊丁入亩”为例

比较明代"一条鞭法"和清代"摊丁入亩"两次赋役改革发现,它们都是为解决财政危机而推行的,在改革时期、改革内容和趋势上存在一定渊源,但在改革途径、改革动机、改革结果和影响方面却存在差异。意识形态在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共同信念影响改革。鉴于此,在推行或分析正式制度改革的同时,要注重非正式制度的演变及其影响,有助于理解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或锁定。     

册书与明清以来两湖乡村基层赋税征收

册书脱胎于明代里甲组织中管理赋役册籍、负责推收过割的一种职役。最初一般称为里书，以后各地名色不尽相同。在明初里甲组织较完善之时，他们只是负责保管和编造赋役黄册，并协助里长催征钱粮。到了明中后期，随着里甲组织的松弛与解体，特别是官方册籍的失实，册书因其握有私册而成为联系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重要的赋税中介人，并实际控制着基层赋税征收的全过程。特别到了清代中后期以至民国。册书更呈现出世袭化和包役化的趋势。本文以两湖地区为中心，探讨了册书在明清以来乡村基层赋税征收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特别是世袭化、包役化过程。并认为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控制力的削弱是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     

论宋代的赋税管理制度及其借镜

宋代的赋税管理体制较汉唐开放和灵活,财税管理体制进一步系统化,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商税征收体系,为实现赋役均平和税负公正而采取一系列的税收政策,实现严密而系统、多层次的监察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