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贫困与饥荒》的思考

《贫困与饥荒》一书出自阿马蒂亚＆#183;森之手，作为经济学界的良心，在本书中森再一次关注了关乎社会公平的贫困问题和饥荒问题。在过往的研究中，学者们更多的是从粮食供给量、生活水平、收入等方面判断一个地区或是一个国家的贫困程度，而森打开了一个新的视角，即从权利出发分析饥饿。     

高管贫困经历与企业慈善捐赠

本文利用2006—2014年上市公司慈善捐赠数据,研究高管贫困经历(出生地贫困程度或童年是否具有"大饥荒"经历)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并考察汶川地震这一自然灾害的外生冲击如何影响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当CEO出生于贫困地区,其所在企业进行了更多的社会慈善捐赠,同时,那些早期经历过"大饥荒"的CEO所在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也更高;(2)有过贫困经历的CEO所在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在地震发生后有更大幅度的提高。这些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依然稳健。进一步研究发现,出生于富裕地区的CEO所在企业并未捐赠更多,并且,有过贫困经历且受过良好教育的CEO进行更多的慈善捐赠以回馈社会,有过饥荒经历且家乡饥荒程度更严重的CEO更加慷慨,政治关联状况并不影响两者之间的关系。最后,有过贫困经历CEO所在企业的在职消费水平更低,说明其能够做到对别人慷慨而对自己节俭。本文不仅从新的视角推进了企业慈善捐赠动机的研究,对于企业如何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促进社会共同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大饥荒看制度创新

对于中国1959—1961年发生的大饥荒,不同学者从不同的具体问题分析得出不同的结论,本文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分析指出：建国初期的公有化制度创新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但极端的工业化道路一方面造成对农业的剥夺,另一方面把农村纳入工业化战略体系,从而造成对农村资源的任意支配和粮食高征购,使人均粮食占有急剧减少。制度创新实施机制超越了我国当时的国情,是导致大饥荒的根本原因。     

对阿马蒂亚·森的饥荒理论的理解及验证:来自中国的数据

本文对阿马蒂亚·森的食物获取权理论与传统的解释饥荒的食物供给量下降(FoodAvailabilityDecline,FAD)理论的关系进行分析,得出:在解释饥荒的发生时两者都具有解释能力,但在解释饥荒的分布上,FAD不具解释力度,本文实证检验了这一结论。在林毅夫和杨涛提出的城市偏向基础上,指出缺粮区的划分才是决定饥荒分布的真正原因,饥荒的分布是阶层性的,各自食物获取权的优先顺序才是遭受饥荒影响程度的直接因素。     

再论公共食堂退出权在“大跃进”饥荒中的作用

针对杨涛和范子英的评论意见,本文沿着＂大跃进＂饥荒爆发、加剧及结束的先后顺序再次厘清以下问题：1958年粮食产量及需要高体力消耗的各种大型工程是否导致饥荒爆发、公共食堂在庐山会议前后的解散和恢复如何分别减轻和加剧了饥荒、公共食堂制度的度量问题及饥荒的结束是缘于达尔文效应还是政策转向等。本文提出,赋予个人自由选择权是解决类似饥荒这样的人类社会矛盾冲突的可行方法。     

谈民国河南大饥荒及其启示

民国时期,河南仍旧是一个传统的以农业为主的区域。河南人主要是以谷子和小麦为生。当麦谷接连遭受水旱灾害的时候,这类农作物便全面歉收,在这样的情况下,河南人民遭遇了灭顶的灾难。然而,然而给河南人民带来沉重灾难的不仅仅是粮食的歉收,除开自然的原因,更深层的是当时的政治和经济原因。如此史无前例的大饥荒不仅是河南人民的惨痛经历,同时也给全中国人民带来很多启示。     

圣严法师：我会乘愿再来

圣严法师是“400年来对台湾最具影响力的50位人士之一”，被誉为“稳定台湾人心的力量”。童年多灾多难，因战乱饥荒而出家，当了10年军人，30岁再度出家，山中闭关6年，以小学学历留学日本，取得博士学位，在美国弘法，怀抱大悲愿倡建法鼓山道场——圣严法师称自己的一生是近代中国社会的缩影。     

埃塞俄比亚 饥荒之外

一提起“埃塞俄比亚”，我们最先想到的是什么？是战乱？是饥荒？抑或是Micheall Jackson那一首为埃塞俄比亚饥荒所创作的We are the World？     

论农产品贸易的定位——基于粮食安全的视角

针对全球饥荒问题,有关学者提出,贸易自由化是解决此问题的良方.然而,现实情况是,随着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推进,全球饥荒问题变得更为严峻,这就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农产品贸易.农产品贸易的合理定位,为全球饥荒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同时也为农产品贸易研究提供了一个更为合理的前提.     

灾害冲击、“大饥荒”与内生的财政分权

1959~1961年发生的"大饥荒"改变了政治集权体制下推行财政分权模式的路径,为中国后来的政府间财政关系奠定了基础。文章利用县级层面的数据,通过气象灾害引发粮食作物减产的外生冲击,检验了饥荒严重程度与财政分权度之间的因果关系。实证结果表明,饥荒越严重的县,其后来的财政分权度越低。财政分权可能内生于"大饥荒"之后中央通过财政集权加强对地方的控制、降低政治经济风险的需要。这一发现拓展了"大饥荒"长期影响、财政分权决定因素以及分成合约与风险分担等领域的相关文献,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集权体制的运行模式以及县际财政分权度差异的形成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