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农业发展关联性分析与政策选择

文章运用单位根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建立VAR模型和进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等方法,实证研究了1978～2005年间中国及其四大政策区域工业和农业发展的关联性,结果显示,中国工业发展不是基于农业发展演化的内生发展,也没能有效带动农业的发展,这极大地制约着"三农问题"的解决和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文章给出了一些相关的政策建议.     

货币政策的产业效应分析——基于中国货币政策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基于要素密集度不同的两部门例子出发，说明了由于行业自身的异质性，每个行业对同一货币政策冲击的反应各异。接着利用E—G两步法、ADL模型和基于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1995年后中国六个行业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反应。结果显示第一、二产业、房地产业对利率政策冲击反应明显，第三产业、餐饮业和批发贸易零售业反应较小。在此基础上简单分析了造成行业反应不同的原因并给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中国饲料工业期货的价格发现实证研究

本文借助向量自回归模型、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方差分解、脉冲响应函数等方法,以中国唯一的饲料工业期货———大连商品交易所豆粕期货品种为例,研究了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之间的动态关系,定量刻画了期货市场在价格发现中的作用。研究结果显示:豆粕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存在相互引导关系,并且期货与现货价格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对豆粕期货来说,期货市场在价格发现功能中起到主导作用。     

国际油价波动对国内、亚洲港澳及国际航线民航票价影响实证分析

航空燃油价格为民航运营成本之一,航空燃油来源于原油的提取,因此国际原油价格也就间接作为动力燃料影响民航企业的运营成本,从而对民航票价指数产生影响。影响民航票价指数的因素纷繁复杂,本文将国际原油价格和民航票价指数进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分析,发现国际原油价格与国内、亚洲及港澳、国际航线民航票价指数之间有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且国际原油价格提高会拉动国内民航票价指数的上涨。     

贸易摩擦背景下我国货币政策对于经济不确定性的反应

经济不确定性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难题,近些年的中美贸易摩擦更是导致了不确定性的明显上升。为了探究经济在不确定性冲击的情况下,我国货币政策是否应该将其作为政策目标之一,在研究典型事实分析的基础上,构建LT-TVP-VAR模型,通过实证来研究我国货币政策对经济不确定性冲击的反应。对此,应实时监测预警经济不确定性提升货币政策前瞻性,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提升调控有效性,通过预期引导和多种政策组合对冲不确定性带来的负向冲击。     

人民币新汇制改革的贸易效应之谜——基于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特征视角的协整研究和脉冲分解

关于人民币汇制改革在我国贸易均衡方面的表现,文章运用Johansen模型揭示出:人民币升值是近两年贸易顺差形成的主要推动因素,马歇尔-勒纳条件在我国并不适用;依托于我国现行的经济贸易特征,未来一段时间我国仍将唱响贸易顺差的主旋律;在人民币加速升值的今天注重升值节奏对于保持我国贸易收支的稳定不容忽视,这一观点通过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得到了有效印证.     

中国股指期货和现货市场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主要运用协整理论和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并结合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方法对沪深300股指期货交易的近期、远期连月数据和沪深300指数数据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沪深300股指期货与现货指数之间确实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而且期货与现货市场的价格引导关系中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现货价格对近期期货价格具有很强的引导作用,但近期期货价格对现货价格的引导作用却不明显,而且真正对现货价格起到引导作用的是远期期货价格。     

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行业出口的溢出效应研究

货币政策的国际溢出效应一直是开放经济学领域关注的热点问题。在美国逐步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背景下,研究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出口的溢出效应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采用2009年6月至2013年12月中国行业层面的出口数据,运用SVAR模型分析发现,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出口整体上表现为"以邻为壑"效应,但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存在很大差异,对于低技术行业有微弱的正向溢出效应,对中高技术行业有一定程度的负向溢出效应。方差分解结果表明,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于非金属矿物制品、金属制品、机械设备制造等行业的出口波动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因此,为应对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可能带来的风险,应当重点关注这些行业的出口波动。     

区域经济创新扩散强度与效应研究——以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为例

科技中心城市对周边腹地的技术创新扩散强度和效应对区域技术进步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运用基于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测度北京与上海的扩散强度与效应之后,其结果表明：北京扩散的强度以及效应都较弱于上海。因此,北京应弱化政府在科技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努力培育企业作为创新主体,提高自身对京津冀区域内其他地区的扩散的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