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文坛感言(三则)

一、“新启蒙”与启蒙精神九十年代中国文化学界的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对五四及八十年代启蒙话语的反思与批判(八十年代的启蒙话语在政治选择与文化精神上是都是五四的继承与延续).这种反思主要是指向启蒙话语中的西方中心主义、激进反传统主义的价值取向与思维模式.它的出现与当今中国及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格局的变化紧密相关.这方面的论述已多,这里不想重复.我这里想说的是,我们要对启蒙话语与启蒙精神加以区别.我理解的启蒙精神是与启蒙话语相对而言的,无以名之,姑称其为“新启蒙”.它的根本特点是指知识分子对自己的启蒙话语的持续反思能力与反思过程.也就是说,作为启蒙者的知识分子不能认为自已掌握了终极的、绝对的真理(他的使命只是把它传达给大众).这种以绝对真理的代言人自居的旧启蒙观念,会导致两个严重的后果.一是丧失了对启蒙话语本身及启蒙者自己进行反思的能力及可能;二是会走向一元、排他与专断,只承认自已的真理而不承认别人的真理,从而也就取消了对话的可能性,使启蒙蜕变为传教.我认为,对五四与八十年代的启蒙也应当作这样的区分.五四与八十年代的启蒙也可分为启蒙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