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学与民族价值的重建

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思想学术界的一大变动,就是新儒学重返学者关注的中心.早在80年代中,文化激进主义风头正健之时,以华裔学者为主干的一批海外学人,就借东亚经济奇迹之发生为契机,学术上以韦伯的理论范式为入口,倡导儒学的复兴.随着文化激进主义的迅速消退,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日渐上涨,同时凭借着若干非学术因素,今日新儒学大有成为显学的趋势.面对这种思潮之迴转,人们或许可以问:我们可以期待当代新儒学带来什么?当代新儒学属于20世纪中国儒学的一部分或一阶段,是传统儒学的继承与革新,它的精神资源及其历史也许先应该告诉,我们不能期待新儒学的是什么?可以十分明确的是,不应该也不可能将儒学重新上升为意识形式,或者更明确地说,应该拒绝政治化的儒家.汉代独尊儒术,使儒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正是这一点令它在近代招致了严厉的批判.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史尽管有许多缺陷,延续2000年的儒学独尊终于结束,是为历史的一大进步,难以想象它会在未来的开放的现代化社会重演.同样明确的是,不应该将儒学与狭隘的民族主义结合,使儒学复兴的努力演化为文化沙文主义.此外,我本人看不到儒学复兴成为现代化动力的前景,也看不出它能提供解决经验层面的现实问题的可行方案.这两点,我们虽然不能断定今后必定如此,但是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