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当前,中国信访总量与治理成本双双高企,不断触痛着国家与社会的敏感神经,并危及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国家治理所面临的“访”务困境同信访的政治变迁密切相关:1978年后,国家逐步弱化信访的政治动员功能,并确立了基于“维稳”原则的工具化治理策略,致使信访由社会治理的手段演化为被治理的对象,从而陷入利益收买与行政压制的尴尬两端.在社会转型与政治生态充满弹性的背景下,“去政治化”带来信访的政治“掏空”效应,而泛政治化、民粹主义等思潮可能乘虚而入,演化成为访民的心理支持系统,从而实现反向的政治动员并带来巨大社会风险.应当在回归信访制度的经典设计、恢复和创新群众观念的基础上,重建信访的政治属性,完善国家治理体系,依法规训信访行为,从而回到信访对社会的治理这一本义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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