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1968年,我回到蒙特利尔,不仅带回了一篇博士论文,还有一本拟叫做《管理政策学理论》的书的大纲。接着,从我第一次在麦吉尔大学教授MBA政策学课程起,我就开始撰写该书,一章接着一章,一周又是一周。25年之后,我还在写这本书!那时的MIT管理学院也是一座理论重镇(应该补充一句,这一点就像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麦吉尔大学是加拿大管理理论界的代表一样)。当时,我们将其视为在哈佛案例研究笼罩的黑暗中闪耀着的由卡耐基大学点燃的清晰概念之光。哈佛的政策学教科书(当时的主流教科书)曾经(并且仍然)要么欠缺概念性内容,要么只是浮光掠影般地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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