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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五朵金花”到“皇权”“封建”之争
摘    要:五朵金花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宏观探讨古史分期、土地所有制、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和汉民族形成等史学基本问题,堪称1949—1966年间中国古代史的主流热论,同时不乏公式化、议题简单、排斥多元实证等失误。改革开放以来,中古史研究以多样化、实证为主、重视考古新材料和国际交流趋于自觉等为特色,迅猛发展。但也有些许矫枉过正,主要是实证微观有余而理论宏观不足,不恰当的断代藩篱等。近年,富民社会、农商社会、帝制农商社会、赋役临民理政、南北整合等探索,兼取五朵金花和多样性实证之长,不失为融通古史和多维度诠释的良好尝试。而围绕战国至清的社会性质,皇权时代封建地主制的争议,再起波澜。前者的强项为政治文化层次的深刻揭示,不足之处是对社会经济及其与帝制间关系的发掘认识。后者雄辩论述了地主经济形态的基本特征及封建主义本质,薄弱点在于对帝制及其与地主经济间关系的把握。笔者提出帝制地主形态的新表述,认为两千年帝制国家与地主经济始终是一而二、二而一,不可偏废,始终是管制与支撑的因应互动。唯有地主,能够较好概括多重土地所有、兼蓄工商业以及贫富无定势等社会经济基本内容;唯有帝制,能简要涵盖亲民直辖、官无常贵和帝有天下等行政支配定律及宗法因素。我们考量中古社会属性,需要将帝制地主形态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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