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旅行看芥川龙之介思想之变迁

1921年三月下旬作为大阪每日新闻社的海外视察员，29岁的芥川龙之介集众望于一身，踏上了长达四个月的中国旅行，其所到之处包括上海，杭州，苏州。扬州，镇江，南京，芜湖，长沙，武汉，郑州，洛阳北京，大同，天津。这是芥川龙之介作家生涯中唯一一次海外旅行，这个拥有深厚中国古典文化底蕴的年轻日本作家用其特有的洞察力将其所见所感悉心记录，回国后将笔记整理，发表了纪行文《上海游记》（1921）《江南游记》（1922）《长江游记》（1924）《北京日记抄》（1925）《稚信一束》（1925），1925年11月将以上纪行文收集起来，命名为《中国游记》，并以单行本的形式由改造社出版发行。同他之前创作的中国题材作品不同，这是芥川第一次直接接触中国的社会，文化，风物，赤裸裸的目睹和观察被列强欺辱下的落后衰颓的近代中国。芥川作为当时文坛上不可小觑的巨匠，在《中国游记》中的吐露的不满和微词也在当时那个水深火热的时代引起了中国很多学者和知识分子的愤懑以及反感。以至于许多被激起民族情绪的中国作家奋笔疾书地发表了颇多关于芥川的否定评价。从上个世界20年代开始，我们对《中国游记》的看法始终否定偏多，很多学者依然认为芥川以一个先进国国民的高姿态来俯视被西洋人特别是日本人欺凌下的落后无助的中国，他在故意用挑剔的眼光苛责的语言污蔑中国轻视中国人，歪曲中国人的形象，特别是用当时盛行的“东方主义”趣味来品评中国，这部纪行文集长期以来被视为一把冷漠的利剑，毫不留情的刺痛中国读者的心。但是最近几年，特别是九十年代以后国内对于《中国游记》的评价逐渐摆脱曾经动荡年代的阴影而趋于客观。很多学者从客观甚至积极的一面看待《中国游记》中流露出的中国观。这无疑是一种很好的征兆，暗示着我们开始跃出狭隘民族主义的视角，克制激进的民族情绪，静下心来更为深刻的阅读理解《中国游记》和芥川字里行间吐露的那些隐晦的情感。他是一位不仅拥有优秀创作才能的作家，而且具备敏锐的洞察力和“新理智派”特有的冷静和理性。他不同其他有过中国之旅经历的日本作家，在充斥着“溢美之词”的背后隐藏着对中国真实状况的无视和冷漠，芥川在文章中尽管处处皆是讽刺，确是源于对中国充满了一种特殊的情感尤其是对有着深邃智慧和美感的中国古典文化的憧憬和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