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西方学者对话(五)》导言

这个专题讨论是我们中西方学者对话的第五轮,聚焦于中国发展方向的问题.第一篇是我自己的文章,着重讨论盈利性国有(和国有控股)公司以及政府的角色.当今在经济学领域占据霸权话语地位的新自由主义认为国有公司只可能是低效的,必须私有化,其认识前提是国家越少干预市场看不见的手越好.中国的发展经验显示的则是,从上世纪80年代的乡镇企业开始,到90年代在地方政府招商引资下给予私营企业的优惠和补贴,到本世纪00年代经过改革的国企,地方和中央的公司以及政府的行为一直都是中国发展的重要动力,和私营企业的兴起并驾齐驱.但政府行为同时也是涵盖大多数人的二等非正规(即没有国家法律保护和没有或只有低度社会保障的)经济和只纳入少数人的头等正规经济之间日益严峻差别的根源.当前的状况迫切要求国家把国营公司的利润用于社会福利和公益(而不是由少数开发商和官员占有).这不仅是为了社会公正,也是为了借助扩大内需来推进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那样,才能赋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实在在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