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梁漱溟、晏阳初和费孝通是中国乡村实践史与学术思想史上的关键人物,其思想理论亦是值得后辈珍视的重要历史遗产。“文化、制度与主体”作为一个整体性框架,可以被用来梳理、比较不同乡建思想的逻辑与差异。研究表明:三位先生对中国乡村问题的认识,包含了“文化失调、制度失范与主体失能”三重归因机制;三位先生分别为中国乡村发展,制定了“礼俗重建、生计重建与新民重建”三条取径策略。近代乡建思想的历史局限体现为可能的文化等级论倾向以及对乡村社会结构二重性的忽视。其当代价值的实现,需要研究者继承“整体性思维”的学术品格,重拾关于“文化”与“人心”的学术关切,并建构“超越结构/能动二元对立”的“过程社会学”分析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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