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术台上”忆亲人

我在杂文集《我就是我》一书的《自序》中写道:"把《我就是我》献给读者时,我就像静静地躺在手术台上,让读者去解剖。让读者把无病变的器官取出来,供他人移植;让读者把有病灶的器官取出来,泡在福尔吗淋溶液中,供‘社会医学’陈列室作标本。"可是,当我正式"躺在手术台上"时,心情总是静不下来。清明过后,谷雨节前,上海作家协会举行了一次"邓伟志杂文研讨会"。会上大家讲了许多鼓励的话语。大家越是鼓励,我越是不安。我想得最多的是那些与本书有关、并且已经离开人世的长者。第一位要数第一篇文章《越鸿沟记》的责任编辑张友济先生了。"文革"结束后,我便认识了张友济先生。他经常来我们市委大批判组看我们的组长王树人同志,并向我们约稿。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