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摊开报纸,突然发现这整版的文字都在为某个民营业主歌功颂德:打开电视,几乎所有的财经频道都不约而同地列数着那几个耳熟能详的名字以及他们身后那座座让人咋舌的金山:登上网络,发觉自己已经置身于一场围剿“国有”的浪潮之中,很多学者与官员都正用“国退民进”“MBO无罪”“国有股必须减持”“民企高效”等千百个新词汇,一边将“民营”打造得五光十色,一边将“国有”描绘得狰狞恐怖。 有些人总是如此,非黑即白,非白即黑。一旦发现某个事物的弊病,便骂之一无是处,诏告天下摈弃;一旦在某个事物上得了甜头,便六合同举,一俊遮百丑。这思想上的偏颇让我们吃了太多的苦头,但每每伤好之后又有谁记得起当时的苦痛呢?恐怕绝大多数人又会在新一轮的躁动中摔打得鼻青脸肿才会略显理智吧。这场“国有”与“民营”的争论是否会毫无意义的付出代价,难道“国有”真的走到悬崖边吗?难道“民营”就是惟一的救世主吗?我们又该如何面对要把银行业这最后的一块“国有”完整阵地民营化的主张呢?带着这些问题,本刊记者采访了长江商学院郎咸平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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