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选择权增加一定会刺激专用性投资吗*——基于云南烟草合同的微观证据

学术界对于外部选择权和专用性投资的关系一直存有争论。产权理论（主要是GHM模型）认为当事人外部选择权增加会提高谈判力，从而提高参与人的专用性投资激励，这是产权成为最重要激励工具的基本逻辑。然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当参与人外部选择权是紧的时候，外部选择权增加反而会降低参与人的投资激励。这意味着，产权不一定能够提高激励。本文在梳理已有文献争论的基础上，构建理论模型重新定义了外部选择权的范围，并在非合作博弈的框架下，得到与后一部分学者一致的结论：外部选择权的增加反而会降低参与人专用性投资的激励。同时，笔者使用云南烟草合同的微观数据，实证分析了外部选择权和专用性投资之间的关系，发现两者呈负相关关系，这进一步支持了该结论。本文的发现与主流的产权理论有所不同，具有一定的理论贡献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