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国有企业激励机制的障碍与条件

其实，我国的员工持股、以人力资本产权价值入股的实践活动比美国要早得多，清朝道光三年（1823年），山西平遥的“日升昌”票号，我国第一经营银两异地汇况和存放款业务的票号。票号出资为银股，出力为身股；实行“东（家）伙（友）分离”，即现在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已经具备了制度的基本特征，商人李大全是票号最大的投资人，是控股股东，聘用的总经理及其员工都实行了入“顶身股”的办法，大股东根据总经理和员工的能力、业绩和责任风险等因素，决定“身股”的数量，总经理的“身股”由财东决定，伙计的“身股”由总经理确定，作为票号一个经营周期（一般为3－4年）分红的依据，而且“身股”不承担亏赔责任，在这种激励机制下，票号从总经理到焦计，“莫不心竭力、视营业盛衰为切己之利害”。当时，票号员工的薪水很高，大约是清朝县知事俸禄的20倍左右。员工的工资加分红用不完，就存在票号，也可以变成股份参与分红。这是山西票号长期繁荣、享誉天下的最根本原因，只是到了清末国力衰退，无法保护民族金融业，在外国资本大举进入，以及连年的战乱情况下山西票号才出现衰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