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便利化、中间品进口与企业出口增加值

本文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相匹配,采用双受限Tobit模型检验了贸易便利化如何通过中间品进口提升企业出口增加值。研究发现,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增加值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其机制主要是通过中间品进口种类增加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中间品进口成本下降产生的成本节约效应、上游中间品进口产生的竞争效应等实现的。进一步研究发现,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增加值的影响存在异质性,表现为非国有企业、一般贸易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受到的影响更大。本文认为,应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积极推进贸易便利化,扩大进口中间品种类,降低进口中间品价格,抑制上游中间品企业垄断,从而提高企业出口增加值,实现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间品进口与企业生产率——基于进口产品异质性的新检验北大核心CSSCI

文章基于2000～2010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贸易统计库合并数据,全面系统地评估了中间品进口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中间品进口与企业生产率呈正相关关系,产品质量效应、产品种类效应与技术溢出效应是中间品进口提升企业生产率的三个可能的渠道,其中产品质量效应起主导作用。进一步地,产品异质性检验结果发现,第一,从发达国家进口的中间产品对企业生产率有显著正向影响效应,尤其是从G7国家进口的中间产品对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为突出,而来自欠发达国家的中间产品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有限;第二,零配件进口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效应最强,其次是加工型中间品,而初级型中间品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效应不显著。     

来自美国的进口竞争与中国企业创新行为北大核心CSSCI

长期以来中国制造业面临较强的来自美国的进口竞争,这是否促进了中国企业的创新行为,仍存在较大学术争议。在中美经贸关系趋向平缓和中国扩大进口战略的背景下,本文将产业链关联和技术差距引入基准分析框架进行扩展,揭示了来自美国的进口竞争对中国企业创新行为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总体上,来自美国的进口竞争显著提升了中国企业创新数量、质量和效率,同行业正向作用大于前向关联负向作用,后向关联影响整体不显著;总效应关于来自美国的进口竞争程度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绝大多数行业处于正向作用区间。机理上,进口竞争对中国企业创新行为存在正向竞争逃避效应、技术溢出效应和资源重置效应,以及负向竞争挤出效应和产品锁定效应;基于产业链不同环节的回归表明,竞争效应主要存在于同行业,技术溢出效应存在于同行业和上游行业,产品锁定效应存在于上游行业。政策上,强化与日本、韩国和德国等“第三国”进口合作,提升企业技术水平、管理效率和地区市场化水平,有利于更好发挥进口竞争的正向创新效应。本文对扩大进口战略提升中国企业创新发展水平和重新理解中美经贸关系,推动新发展格局下创新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进口竞争与企业内部工资差距

本文采用世界银行2005年投资环境调查数据库、WTO关税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贸易数据库等数据,全面系统分析了进口竞争对我国企业内部工资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随着我国比较优势的显著变化,进口竞争能够使我国企业内部工资差距扩大,而中间品进口竞争则会缩小我国企业内部工资差距。同时,本文还发现,出口增加将促使我国企业内部工资差距的扩大。     

中间品进口多元化与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本文主要从中间品进口多元化的角度入手,分析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决定因素和提升机制。理论上,进口中间品多元化可以通过边际成本、固定成本等渠道影响出口产品质量,并受限于企业自身的吸收能力。实证方面利用中国海关数据库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匹配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企业进口中间品多元化水平呈现下降趋势;从所有制分布看,国有企业进口中间品多元化水平最高,私营企业最低,外资企业居中;平均看,进口中间品多元化提升了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但这一提升作用仅限于外资企业、源自OECD国家的中间品和2004-2006年样本;对于本土企业、源自发展中国家的进口中间品和2000-2003年样本并不显著,可能的解释在于,一是企业与进口中间品匹配的吸收能力较差,二是企业进口中间品多元化的边际成本效应弱于固定成本效应。     

逆比较优势进口高技术含量中间品与生产技术革新

科学刻画逆比较优势进口高技术含量中间品对生产技术革新的影响效应能为制定科学进口国外中间品和提升生产技术革新速度方面的政策提供有益参考,以剖析上述效应为目标的多维细致检验结果表明：首先,制造型和服务型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逆比较优势指数对生产技术革新的影响效应呈现倒U型,进口约2.5倍于自身比较优势水平技术含量的中间品能最大化中间品进口的生产技术革新功能,这一结论在多层面检验中均稳健成立。其次,中国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逆比较优势指数处于倒U型顶点的左侧正效应区间。对于动态比较优势持续提升的中国而言,在处理好“卡脖子”风险的基础上,可适度提升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以更好地发挥中间品进口的生产技术革新功能。最后,倒U型效应具有非常强的稳定性,多维外部冲击均无法撼动倒U型效应。为此,倒U型效应可谓协调中间品进口和生产技术革新间关系的“铁律”。     

进口中间品、进口资本品与企业出口复杂度

本文利用迭代法测算了企业出口复杂度,并考察了资本品和中间品等不同类型进口产品对企业出口复杂度的差异性影响。结果表明:进口资本品可以提升中国企业出口复杂度,而进口中间品则抑制其出口复杂度;进口中间品对外资企业出口复杂度的抑制程度要强于本土企业,这印证了加工贸易低端锁定效应的存在;进口中间品提升了高技术制造业和一般贸易企业的出口复杂度,抑制非高技术制造业和加工贸易企业的出口复杂度;进口资本品只显著提升了本土企业、高技术制造业以及一般贸易企业的出口复杂度;在影响机制检验中,进口中间品对企业出口复杂度的抑制作用主要是由企业研发投入被抑制、研发部门人力资本被挤出而引致的。     

小微企业进口对企业创新的异质性影响

本文立足于小微企业贸易机会不断增加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推进等中国情景,采用CMES数据从小微企业层面考察进口对中国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小微企业进口对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主要被小型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获取。小微企业进口的创新效应主要体现为中间品进口对企业自主研发的促进作用,对技术引进的影响则不显著;中间品进口有助于企业形成新产品或新技术产出,而最终品进口有助于企业形成产品和技术外的其他方面创新。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和联立方程组方法进行的传导机制检验表明,小微企业进口通过创新意识的提升与创新资源的改善正向影响企业创新。     

进口中间品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来自微观企业的证据

中国处于质量升级的关键阶段,由于进口中间品能实现技术溢出、优化资源配置,因而可能会提升出口产品质量。为此本文基于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进出口贸易匹配数据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进口中间品能显著提升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剔除加工贸易后结果更加显著,然而进口中间品使用强度对产品质量提升呈递减趋势;运用PSM逐年匹配解决内生性问题后采用DID和FE也得到一致结果,进一步发现高技术产品提升出口产品质量也较高,而受技术垄断影响来自高收入国家、高技术国家的中间品对产品质量的提升作用有限;从动态角度看,进口持续期与出口产品质量呈U型关系,短暂进口在质量提升上并不明显,适时进入以及持续进口能显著提升产品质量。     

贸易战、风险敞口与中间品进口

基于2017—2019年中国进口产品数据和美对华加征的出口关税数据，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评估美对华贸易战如何影响中国的中间品进口。研究发现：随着中美争端程度加深，关税冲击的负面影响会逐渐显现。第三、第四轮产品关税中，美对华加征的出口关税对中国从美国的中间品进口产生了显著负向影响；同时，这种关税冲击促使中国增加了从欧盟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中间品进口，即贸易战促使中国对这些国家产生了正向的进口转移效应。进一步研究出口与中间品进口在供应链上的密切关联发现，产品面临的出口关税风险敞口越大，中间品进口增速的下降幅度越大。     

进口贸易自由化与中国的企业创新——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证据

本文使用2000-2006年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检验了进口自由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以同期印度关税为工具变量,处理进口自由化与企业创新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研究结果表明:最终品进口自由化对企业创新有抑制作用,且受到行业技术分布和行业竞争程度的调节,行业垄断性越高,技术分布越小,最终品进口对企业创新的抑制性就越小;中间品进口自由化则通过成本效应、市场扩大效应、技术溢出效应、研发互补效应和研发替代效应五种路径机制总体促进了企业创新;资本品进口自由化促进了企业创新,但从高收入国家进口的中间品对企业创新有替代效应。     

最低工资标准与企业进口学习效应

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文章探究了最低工资标准对中国企业进口学习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标准明显促进了中国企业的进口学习效应;最低工资标准对处于衰退期企业的进口学习效应具有最大的正向促进效应,对处于初创期和成熟期企业进口学习效应的正向促进效应最小;考虑到企业的异质性特征,最低工资标准对资本品进口企业、进口来源于OECD国家的企业、一般贸易企业、私营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的进口学习效应具有更大的正向促进效应;从影响机制来看,最低工资标准通过成本效应抑制了企业的进口学习效应,但通过创新效应促进了企业的进口学习效应,且成本效应小于创新效应。     

进口对工资的影响研究——基于供应链的视角

本文基于OECD-ICIO全球区域间投入—产出数据库，在测算进口的直接竞争渠道和供应链上下游传导渠道的基础上，采用长差分模型研究了进口与工资的关系。研究发现，进口的直接竞争渠道对劳动者工资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中间品进口通过供应链下游传导渠道对工资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而进口通过供应链上游传导渠道仅对低技能劳动者工资存在显著负向影响。机制检验表明，进口的直接竞争渠道对工资的负向冲击主要影响了低技能劳动者，使该类劳动者的工资下降更快。中间品进口的供应链下游传导渠道主要通过生产规模的扩大效应提升了工资水平，特别是通过促进非技术前沿企业的生产规模扩大，增加了对低技能劳动者的需求，带来了该类劳动者工资的更快上升。中间品进口的下游传导渠道缓解了进口的直接竞争渠道和上游传导渠道对低技能劳动者工资的负向影响。本研究为促进供应链上劳动者工资均衡增长和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重要依据。     

要素价格负向扭曲与中国企业进口中间品多样化

企业进口中间品多样化是发展中国家企业实现技术进步、追赶国际技术前沿的有效途径,也是新贸易理论框架下进口贸易利益的来源之一;但在国内要素价格负向扭曲条件下,生产要素与中间品相对价格变小,从而导致包括进口中间品在内的中间品投入种类减小。基于上述判断,本文以中国数据为例,实证研究企业要素价格负向扭曲对其进口中间品多样化的影响,从而为分析市场扭曲与贸易利益的关系提供一个经验事实。本文认为:中国要素价格扭曲呈现递增趋势,企业中间品进口多样化呈现递减趋势;要素价格扭曲降低了企业进口中间品多样化水平,这一降低作用对于外资企业、私营企业、东部地区和一般贸易更明显;而且劳动力要素价格负向扭曲的影响大于资本价格负向扭曲;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本文政策含义是,尽快实现国内要素价格完全市场化有利于企业在国际市场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特别是摆脱企业对低工资、低价格的过度依赖而丧失技术创新和模仿的机会,从而最终实现中间品多样化和贸易利益。     

机器人进口与生产率进步——基于进口产品类型的动态结构式估计

明确区分企业在国际上采购不同类型产品对生产率增长的异质性作用,不仅有助于政府制定贸易发展的政策,同时也有助于国内国际双循环全新发展格局的形成。本文通过构建涵盖进口决策、研发投入以及企业生产率的动态结构模型,分别考察了机器人、其他资本品和中间品进口对企业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并在反事实分析中对资本品和中间品关税在贸易自由化中的作用进行量化。本文发现其他资本品进口具有最强的生产率效应,其次为中间品,机器人进口的生产率效应最小。一方面,三类进口均会对生产率产生即时影响,但只有其他资本品进口和中间品进口具有动态生产率效应。另一方面,其他资本品和中间品进口具有显著的研发诱导效应,但在机器人进口方面则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该效应的存在。此外,资本品关税的自由化相比于中间品关税具有更好的效果,这为中国关税结构的调整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进口“近邻”与集群创新：成本追逐还是质量竞争？

中国经济长期“外循环”发展模式导致中间品严重依赖进口,对于制造业产业集群,微观企业创新动力无法转化为集群整体创新合力。以集群内部“行业内企业间” 研究视角切入,采用“近邻效应”模型深入探求邻居企业进口中间品行为对群内同行企业创新传导路径,结论发现：邻居进口对同群企业创新影响存在“成本追逐效应” 和“ 质量竞争效应”,中间品进口质量高低影响企业模仿创新和原始创新能力;“质量竞争效应” 的创新溢出可通过一般贸易渠道、人力资本渠道与市场规模渠道实现;有为政府持续创新激励和市场化导向制度改革有助于实现产业链与创新链“双链融合”及创新“量质齐飞”。     

进口中间品质量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不同层面的实证

文章借鉴Amit K&Khandelwal(2013)的方法,使用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测度进口中间品质量,并从不同层面实证检验了进口中间品质量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差异。结果表明:我国企业进口中间品质量对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影响在不同层面存在差异,具体表现为进口中间品质量对加工贸易企业、外资企业、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企业和中高技术行业的企业生产率的促进效应明显高于其他对应类型的企业;学习效应在进口中间品质量的生产率影响中起主要作用;此外,文章还发现企业规模与生产率存在正向关系,说明中国企业总体还未达到规模不经济阶段。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关税变动与企业生存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和关税变动的互动叠加,是当前影响企业生存的重要风险因素。本文测度企业层面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出口关税和进口中间品关税,实证研究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和关税变动以及二者的交互作用对企业生存的影响。总体层面实证结果表明:出口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生存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出口关税对企业生存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进口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不显著,进口中间品关税对企业生存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随着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出口关税对企业生存的正效应减弱,进口中间品关税对企业生存的负效应增强。分层实证结果显示:本土企业和小微型企业生存受到出口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和进口中间品关税的负向冲击更大。     

最低工资与进口中间品质量

文章以中国2004年实施《最低工资规定》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对最低工资政策与进口中间品质量的因果关系进行识别。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政策的实施可以显著促进进口中间品的质量升级,该结论在一系列识别检验以及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最低工资政策可以通过“相对价格效应”和“优胜劣汰效应”两个渠道提高进口中间品的质量水平;最低工资政策对进口中间品质量的影响效应会受到地区人口禀赋和企业资本劳动比的影响;进一步的研究得出,对于持续进口企业来说,最低工资政策主要影响了企业进口中间品质量变动的组内效应、组间效应和进入效应。文章的结论为中国政府如何将提高进口的“质”与保障民生的政策目标联系起来提供了一定的经验依据。     

资本品、中间品进口对中国企业研发行为的影响:“促进”抑或“抑制”

通过匹配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总署进口贸易数据库,就资本品进口与中间品进口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机制及其效果进行检验。结果表明:中国企业的进口行为存在"进口中学习"效应,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企业的研发投入;进口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存在明显差异,集中体现在资本品进口中而非中间品进口;进口来源国及进口企业的技术水平是影响上述促进作用发挥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