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计协同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研究--以苏州为例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指出,实现乡村有效治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文章以苏州为例,在审计协同视域下研究审计助力乡村治理问题,分析乡村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而分析政府审计、内部审计与社会审计协同发挥审计监督作用,构建“一体两翼”的审计协同模式,以乡村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作为实施路径,助推乡村治理不断优化升级。     

过度旅游:乡村社会的现实挑战与治理创新

我国乡村旅游的产生与发展更多依靠政府政策带动。从乡村整体发展的角度审视乡村旅游十余年的高速发展过程,过度旅游成为当前乡村社会面临的新问题,集中表现为政策文本的过度解读、外来资本的过度渗入、城市游客的过度消费和乡村旅游的过度融合。过度旅游威胁着乡村旅游资源、乡村乡土生态、乡村社会治理和乡村产业集群的持续性。面对乡村旅游的新问题与新挑战,乡村社会应进行治理创新,通过构建乡村旅游的公共管理与村民自治相结合的创新体制,实施乡村旅游产业管理与乡村社区发展管理相结合的创新机制,构建乡村民众参与乡村旅游治理的创新体系,促进乡村旅游与乡村社会的协同发展。     

契合与互动:现代乡村文化建设中乡村精英作用机制——以临海市大田刘村文化建设为例

尽管以政府为主导的现代乡村文化建设在初期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但是这种模式下的乡村文化建设却存在着致命缺陷。可以说,现代乡村文化建设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民间力量的参与,尤其是乡村精英的参与。由于乡村精英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将是现代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通过对台州市大田刘村文化建设与乡村精英在其中发挥作用的实证分析,探析现代乡村文化建设与乡村精英之间的契合点与互动点,从而提出理清治理责权,建立治理精英内部协调机制,促进乡村精英再生与回流,加强乡村精英之间的协调和合作是乡村精英在农现代村文化建设中充分发挥作用的前提。     

试论湘南乡村聚落环境卫生治理

2005年和2012年中央1号文件都规定了要加快农村环境治理.各级政府积极探索具有区域特色的治理方法,形成了一些样板县(市)和乡镇.在耒阳市的部分乡村走访,发现了乡村环境卫生治理中存在资金不足、聚落扩张中的规划与改造不到位、缺少协调核心、环境卫生意识低等问题.提出了湘南乡村聚落环境卫生治理的“以人为本”、“综合性”、“因地制宜”和“前瞻性”的四个原则,探讨了四条措施,即乡村两级组织务实求新,发挥领导协调作用;加强乡村改建规划,积极推行工程治理;加强进行乡村聚落环境卫生教育,督促村民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建立长效机制,分级投入.     

黑龙江省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党的十九大做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生态振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农村生态环境提出了客观要求。黑龙江省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存在核心主体责任不明确,治理社会力量参与不足,治理效率有待提高等问题,阻碍了农村生态环境治理进程。应合理发挥各级政府的作用,提高村民乡村振兴与生态保护的意识,推进生态环境大数据的应用,以促进黑龙江省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工作顺利开展,从而实现黑龙江省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乡村振兴。     

京津冀协同发展框架下“通武廊”深度融合发展路径研究

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式将“京津冀协同发展”列为国家区域发展战略,201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建设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目标以来,三地在交通一体化、产业转移、公共服务、人才流动、生态环境等方面取得一定成效,但在发展过程中仍存在政策体系不完善、文旅资源整合不足、科技创新机制不深入、营商环境一体化程度低及人才要素流通不畅等问题。本文围绕天津市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与大运河乡村振兴文化生态发展带融合发展目标,分别从政策、创新孵化、文旅融合、数商兴农、人才合作方面,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框架下具有“小京津冀”之称的“通武廊”区域在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的重大意义,探索其经济高质量、快速发展路径,以供参考。     

想象共同体与利益共同体乡村治理的权力结构与内卷化

后税费时代的乡村治理面临着治理内卷化的风险与挑战,以权力结构的视角审视我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嬗变可以发现乡村治理正在经历着从想象共同体到利益共同体的演变。通过对我国乡村治理研究与实践的回顾,可以发现我国乡村治理存在着三种权力模式：宗族式治理模式、公司型治理模式以及灰色化治理模式。这三种治理结构中暗含着“体制内”精英与“体制外”精英的“合谋”与“博弈”,包含着精英结盟与精英俘获的权力格局与权力运作模式。伴随着传统乡村熟人社会行为逻辑的消解,乡村治理的支配规则正在由传统礼俗与规范向经济理性转变,而乡村治理中各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也正在由想象共同体转变为利益共同体,最终导致乡村治理的内卷化。     

我国乡村治理创新的影响因素与多元路径——基于65个典型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乡村治理创新是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突破口，理解乡村治理创新的发生机制和内在规律对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情境-主体-动力-工具”治理创新要素分析框架，对全国65个乡村治理创新典型案例进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以探究我国乡村治理创新的影响因素与多元路径。研究结果表明，行政层级和推进机制是影响乡村治理创新成效的关键要素，乡村治理创新的路径可以归纳为五种类型，即上下联动型、内生驱动型、多重外推型、禀赋创生型和均衡发展型。乡村治理创新要因地制宜，根据自身的情境条件选择适配的创新模式和发展路径。     

中国公共危机管理的困境与出路——一个宏观的分析

当前,中国公共危机管理面临着理论困境和实践难题,其根本原因在于理论研究和实践均陷入了“国家或政府中心论”的窠臼。走出困境,需要跳出“国家或政府中心论”,借助现代协同学理论与治理理论,革新公共危机治理范式,实现公共危机协同治理。为此,必须大力培育和发展社会资本。     

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的公司治理研究

文章指出,传统的公司治理基于物质资本视角,提出了两权分离和委托—代理问题,形成了股东至上的公司治理观,其实质是支持资本雇佣劳动原则,采用股东单边治理模式,忽略了人力资本所有者与社会资本所有者等利益相关者的角色和诉求,忽略了公司核心能力的构建,不能适应知识经济与和谐社会建设的要求。本文认为,企业作为由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所构成的一种特定契约,企业收益是三方合作的产物,三者共同拥有企业产权。因此,公司治理应由股东单边治理调整为利益相关者协同治理,公司治理目标也应从股东至上调整为公司核心能力最大化。而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参与公司治理的方式和程度则是它们之间博弈的结果。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差异化“问题清单”与协同策略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事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安全,但全流域普遍存在生态环境脆弱、水资源保障形势严峻、经济发展质量不高、创新驱动发展水平较低、区域战略重点失偏等问题,且流域内不同省份存在多元功能与利益需求。因此,如何加强流域内协同治理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难点。本研究基于典型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开发协调发展经验与内涵思辨,剖析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协同要求与内涵,基于整体协同和差异协调的二维视角梳理了流域协同治理的共性与差异化问题清单,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科学保护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推动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响应策略,并重点分析了科技创新协同与空间协同的问题与策略。     

“五社联动”推进形成乡村治理新格局

文章以“五社联动”为切入点,探讨其在乡村振兴及乡村治理过程中发挥的优势。研究指出传统的乡村治理模式已无法解决当下农村面临的现实困境,而“五社联动”作为“三社联动”的转型,可以通过推动多元主体共同治理乡村社区、促进构建良好的乡村秩序和关系建设、满足村民多方面服务需求、建立长效帮扶机制及培育良好的乡风文明等方式助力乡村解决治理难题,成为乡村治理新模式,推动实现乡村治理新格局,满足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     

新发展阶段我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困境与实践路径研究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和关键，随着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实现乡村治理向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转变，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的重要举措。新发展阶段我国乡村治理现代化面临着乡村数字化治理人才与设施受限、部分农村地区基层党组织领导能力弱化、乡村文化作用发挥不充分、城乡发展不均衡等困境。因此，提出加强乡村数字化治理、提高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引领力和服务能力、重视乡村精神文明建设、保持城乡协调发展、综合治理乡村生态环境的路径建议，确保我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进程推进。     

交通投资企业“政企战略合作”模式研究初探--基于社会责任战略的视角

根据交通基础设施“准公共产品”的属性，项目投资要兼顾两个属性，按照共同分担的原则，调动发挥市场和政府两个积极性，以企业社会责任战略为指引，开展“政企战略合作”，以“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土地补偿”合作为核心，整合资本、土地、人才、政策等资源，引用BT、ROT、BLT、POT等多种投资建设方式，积极适应政府职能转变和企业商业模式创新，促进政府与企业、经济与社会、投资与收益等多重目标协同发展。     

乡村振兴背景下基层干部队伍建设研究

文章通过对宣汉县基层自治组织的实地调查，系统阐述现代乡村基层治理与促进乡村整体振兴目标的紧密关系，分析反映出现阶段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部署的现实背景推动下，基层干部如何引领当前乡村社会治理改革过程发展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总结提出关于完善加强基层干部民主自治的组织队伍能力建设等的举措，帮助在我国早日实现中国乡村社区治理现代化。     

对家族资本影响乡村资源配置的个案研究

在家族资本对乡村资源配置影响的个案研究中，家族资本可归纳为经济资本、政治资本、符号资本和文化资本四种类型。这四种家族资本对乡村公共资源和个人资源配置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家族资本可以扩大乡村资源的汲取范围，降低配置成本，对乡村经济发展、社区秩序、社会流动和劳务输出具有促进作用。这为从社会资本视角考察家族的存在价值和运行方式提供了研究视角。     

论资本逻辑与社会逻辑—对未来企业及其财务管理的思索

在现代社会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时代”演进的过程中,资本逻辑与社会的不协调已日益显露,以社会契约为核心的社会逻辑得到更多的认可,强调利益相关者权益的社会的社会逻辑要求我们对财务管理的一些基本问题,如财务目标、财务观念、财务权利等做出新的思考。     

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公司和谐治理研究

本文针对当前公司治理中存在的片面追求股东利益、忽视社会资本和人的社会属性等问题,将社会资本理论引入公司治理,重新界定了社会资本和公司治理的概念,在社会资本理论、契约理论和传统公司治理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公司和谐治理观,并指出公司和谐治理的目标是公司通过其建立在信任、合作和互利基础上的内部和外部社会关系网络,保证公司和谐发展,保证各利益相关者都获得与之投入相适应的收益。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将社会资本纳入分析视角

以信任、互惠规范和关拳网络等形式存在的社会资本是促进社会良性发展的一种积极因素，它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具体而言，社会资本所蕴涵的参与网络有利于新农村管理民主的实现；信任社会资本能够促进新农村的农民合作与生产发展；互惠规范这种社会资本可以促进新农村的团结互助和乡风文明的水平。而现阶段，农村社会资本缺失是制约我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将分析我国乡村社会资本的现状并探讨提升乡村社会资本的路径。     

UBS：过度协同导致风险从打折到爆发

各业务协同经营一直是UBS等一众金融集团追逐的目标，而次贷危机使得“过度协同”的负效应显露无遗：资产和服务的确被各部门共享了，收入被分享了，成本也被分摊了，但风险却被相互推诿、没人承担了。而这一恶果的根源在于，无限制扩张的投资银行业务从传统的中间业务转变为一个“长尾”、“重资本”的业务，再加上内部转移定价机制的缺失，使得在资产转移过程中“低成本”的投资银行部被过度激励，用于吸收风险的资本分担更被严重忽视，于是“风险”在集团内部转移时魔术般“消失”了。而这些曾“消失”的风险在金融危机下集中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