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股权激励、经营风险与企业绩效

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一直是高管薪酬管理制度研究的热点,但从经营风险角度探究二者之间关系的研究比较欠缺。文章以2011—2015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使用实证研究方法验证了高管股权激励、经营风险与企业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通过研究发现:对高管实施股权激励,公司的业绩会得到提升;高管得到股权激励后,企业的经营风险会有所增加;企业经营风险的增加,会使企业经营业绩有所提高。通过中介效应检验之后发现:经营风险是高管股权激励和企业绩效关系之间的中介变量,经营风险在两者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研究结论有助于进一步完善企业的高管薪酬激励制度。     

高管薪酬激励影响业绩预告质量吗?

高管薪酬激励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促进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但高管薪酬激励是否能够提高业绩预告质量,目前并未得到明确结论.文章以2007—2016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考察了高管薪酬激励对业绩预告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货币薪酬激励、股权激励与业绩预告质量呈正相关关系,薪酬结构中的股权薪酬占总报酬的比重越高,业绩预告质量越好.进一步分析发现,相比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中高管薪酬激励对业绩预告质量的影响程度更大.研究丰富了高管薪酬激励和业绩预告的相关研究,能为上市公司业绩预告质量的提高提供对策建议,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高管薪酬激励对上市公司业绩影响的实证研究

以我国A股市场2008年至2011年上市公司年度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对我国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激励和企业业绩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呈显著正相关关系;高管股权激励与公司业绩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表明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方式并没得到充分的应用,高管股权激励机制有待加强。     

高管薪酬、高管权利与内部控制质量关系研究——来自建筑业和房地产业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

本文从高管薪酬和高管权利出发,分析了高管层激励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薪酬与经营业绩,财务报告质量显著正相关,与法律法规的遵循呈负相关;高管权利与经营业绩显著负相关、与财务报告质量显著正相关,与法律法规的遵循负相关。不同行业高管薪酬、高管权利与内部控制质量的关系不同。     

股权激励强度谁主沉浮？——基于不同控制环境下的高管权力与能力视角

选取2007—2016年沪市A股与深市主板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高管权力、高管能力以及产权性质对企业股权激励强度在授予阶段和行权阶段等不同控制环境下的影响,结果表明：（1）在授予阶段,高管的权力越大,授予的股权激励强度越大,高管权力对股权激励授予强度的正向影响大于高管能力;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中高管权力越大其被授予的股权激励强度越大。（2）在行权阶段,高管能力越强,其越有可能达到行权所设定的业绩目标,解锁行权的股权激励强度越大,高管能力对股权激励解锁行权强度的正向影响大于高管权力;高管年薪对高管股权激励行权强度能够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在既定的股权激励业绩目标下,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中高管权力越大其行权的股权激励强度越大。     

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敏感性的影响因素——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当前上市公司业绩与管理者薪酬之间相关系数偏低,敏感性不强,说明企业的薪酬激励政策并没有给管理层以足够的激励,因此可能存在影响这种关系的第三方因素。文章以2003年~2009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引入第三方因素对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之间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无论是高管总薪酬、平均薪酬还是高管持股比例均与上市公司会计业绩显著正相关,而这种正向的薪酬—业绩关系,会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大、成长性的提升而减弱,随着企业风险水平和负债水平的提升而增强。而由于市场业绩可能受到更多的非理性因素影响导致其回归结果与会计业绩的结果并不一致。     

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对高管—员工薪酬差距的影响

合理制定薪酬分配政策、加强人力资源的考核与激励是企业内部控制建设的重要内容。以2013~2018年我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内部控制质量与高管—员工薪酬差距的关系,以及地区市场化进程对两者之间关系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内部控制质量是否会影响高管—员工薪酬差距的激励效果。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质量对上市公司高管—员工薪酬差距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随着地区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对高管—员工薪酬差距的正向影响显著增强,但市场化程度对两者之间正向关系的调节效应仅在非国有企业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对企业业绩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与企业业绩的相关性更显著,国有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越高,薪酬差距激励效果越显著。同时,在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提高内部控制质量更有助于发挥高管—员工薪酬差距激励效果。     

企业高管人员基于联合基数法的年薪制设计

目前我国许多企业对高管人员都采用了年薪制的激励方式,但由于信息的不对称,确定合理的业绩基数成为影响年薪制激励效果的主要问题。文章对此设计了基于联合基数法的年薪制,并指出实施中应注意的问题,希望借此能对企业的高管人员的激励以及企业业绩水平的提升起到促进作用。     

上市公司高管股权激励效果的检验——基于difference-in-difference方法

高管持股作为一种股权激励方式,一直是理论界与实务界关注的焦点.文章运用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通过difference-in-difference和OLS统计分析方法对高管持股的激励效果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高管持股与公司业绩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统计上具有显著性,经济上不具有显著性.指出高管持股这种股权激励方式在我国当前的现实条件下激励效果不明显,不能显著提高公司经营业绩,增加股东财富.     

基于业绩的薪酬激励是高管盈余管理的诱因吗——对应计盈余管理与真实盈余管理的分析

以2005—201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激励与约束的视角,结合应计项目盈余管理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实证分析了我国企业的高管薪酬激励以及内部控制制度对高管盈余管理程度的影响。结果发现,我国大多数企业已建立了高管薪酬与业绩挂钩的激励机制,高额薪酬能抑制冒险的盈余管理行为,只有当高管薪酬水平较低时其盈余管理程度才会提高;高管的薪酬激励强度与盈余管理程度显著负相关,而且激励强度较高的企业内部控制通常较好,良好的企业内部控制有助于抑制高管基于薪酬目的的盈余管理行为。因此,在良好的内部控制环境下,基于业绩的薪酬激励不是高管盈余管理的直接诱因,增强激励强度反而对盈余管理具有抑制效用。     

商业企业高管人力资本与公司业绩的相关性

文章以我国商业上市企业为样本,依据这些企业近年来的公开数据,采用统计分析的方法,分析了商业上市企业高管人力资本与公司业绩之间的相关关系.研究发现,体现高管人力资本的高管平均学历、平均任期与企业业绩之间的相关性不显著,说明商业企业的人力资源开发工作还存在着很大的提高空间和潜力.研究结果对于进一步研究如何发挥商业企业高管人力资本对企业业绩的促进作用将会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高管团队断层线、激励机制与企业社会绩效

高管团队作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参与者,其内部成员的构成对企业社会绩效具有重要影响。文章基于高层梯队理论、断裂带激活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以2016—2018年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国企与民企100强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高管任务型断层、关系型断层与企业社会绩效的关系,以及薪酬、股权激励对高管团队断层线与企业社会绩效的调节效应。层级多元回归分析表明:高管在性别、年龄上的关系断层线与企业社会绩效是正相关关系,高管股权激励能够强化高管关系型断层对企业社会绩效的影响,高管薪酬激励会弱化高管关系型断层对企业社会绩效的影响。     

产权性质、技术创新投入与高管薪酬

以2011-2015年上市高科技企业为样本构建面板数据模型,考察不同产权性质背景下技术创新投入与高管薪酬激励及薪酬绩效敏感性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高科技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与高管货币薪酬和在职消费均显著正相关,且与在职消费相比,货币薪酬激励效果更好,说明高管更倾向于谋求货币薪酬。进一步研究发现,减弱高管货币薪酬和在职消费与绩效的敏感性可以更好地促进技术创新投入,这一表现在高科技国有企业中尤为突出。因此,高科技企业应建立多元化薪酬体系,考虑产权性质的影响,适度增加货币薪酬激励,并制定适合技术创新活动的薪酬业绩敏感性绩效体系。     

高管激励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基于独立董事的中介效应研究

基于2016—2020年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和Bootstrap检验,实证分析了高管激励、独立董事和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股权激励可以优化企业内部控制质量,激励力度越大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越高,但对高管进行薪酬激励不能优化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独立董事在高管激励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中介作用,高管股权激励通过独立董事提升了企业内部控制质量,高管薪酬激励无法通过独立董事提升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并且在控制了高管激励因素后,独立董事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仍然存在明显的正效应。     

高管团队背景特征与投资效率——基于高管激励的调节效应研究

以高管激励为主要切入点,通过研究2010—2014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在分析我国企业高管团队背景特征对投资效率影响的基础上,结合高阶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激励理论,探讨高管激励对高管背景特征与投资效率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高管团队的平均年龄和平均任期与投资效率呈正相关关系;（2）高管薪酬激励对高管年龄和投资效率的关系以及高管学历水平和投资效率的关系均具有正向调节效应;（3）高管晋升激励对高管年龄和投资效率、高管学历水平和投资效率以及高管任期和投资效率这三种关系具有正向调节效应,但对高管性别与投资效率的关系具有反向调节效应。此外,具体划分投资不足组和过度投资组,国企组和民营企业组,并做了进一步检验,对不同企业如何通过适当的激励制度提升投资效率提供了更有针对性的实践思路。     

上市公司高管特征与股权激励对企业绩效的交互影响研究

本文采用深沪两市上市A股2000年至2010年样本数据,对高管团队年龄、教育以及任期方面对企业绩效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高管特征与股权激励对企业绩效的交互影响确实存在;高管年龄对股权激励实施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有消极的影响作用,而教育水平与任期长短则具有积极作用。     

上市公司职工薪酬激励效率研究

文章结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布的中国上市公司100强治理评价报告和上市公司年报公布的数据,探讨了高管人员的薪酬与业绩之间的关系。通过分析,得出两者之间没有明显的相关性,即公司的业绩并不受高管薪酬的显著影响,表明薪酬所起到的激励作用很小。     

上市央企财务业绩差异性、高管权力与薪酬分配

针对上市央企高管权力与薪酬分配进行了实证分析,在静态视角考察下,研究发现高管权力能够有效提升自身薪酬水平,对普通员工薪酬水平的作用则不明显,进而拉大了企业的内部薪酬差距。在此基础上,从企业财务业绩变化的动态视角出发,发现企业财务业绩水平在高管权力与高管薪酬水平和内部薪酬差距关系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具体的调节作用机理为在企业财务业绩水平较低时,基于责任压力的高管权力与高管薪酬水平和内部薪酬差距的关系并不明显,但在企业财务业绩上升后,对高管监管的疏漏导致高管能利用自身权力迅速获取额外收益,并导致内部薪酬差距扩大,财务业绩上升成为高管发挥自身权力以获取利益的"跳板"。     

“重奖轻罚”能推动企业创新吗？——基于内部控制与内部治理调节作用的视角

以2007—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高管薪酬粘性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以及内部控制与内部治理对该影响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高管业绩薪酬中的粘性特征可以推动企业的创新投资;高质量的内部控制与内部治理均能强化高管薪酬粘性对高管创新决策行为的激励功能。进一步研究发现：内部控制在内容上包含内部治理,内部控制能通过内部治理中介来实现其部分调节作用;高管薪酬粘性不完全是一项有意的契约设计,若企业的高管薪酬粘性是因内部人控制和信息不对称问题所引起的,它将丧失对高管行为的激励功能,无法有效地推动企业的创新投资活动。     

高管权力、董事会结构与财务业绩

本文选择2010-2013年617家中国民营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了高管权力、董事会结构对企业财务业绩的影响。结果发现：高管权力与企业财务业绩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描述董事会结构的变量董事会规模和独立董事比例与财务业绩的相关关系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