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ＡＲＣＨ模型的我国股票市场收益波动性研究

运用ＡＲＣＨ模型对我国股指日收益率及波动性进行实证研究,探索我国股指收益率波动特征。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上证综指日收益率呈现明显的波动集群性特征,因此我国证券市场表现出的波动幅度和风险性要大大高于国外成熟的资本市场;我国股票市场存在显著的信息非对称性和杠杆效应,尤其是股票市场好消息导致的市场波动比同等大小的坏消息引起的波动要小。研究结果显示回归模型存在自回归条件异方差,这表明我国股票市场波动具有条件异方差效应。     

我国股市“一月效应”和“年末效应”的实证分析

由于我国股市成立的时间比较短，对于股市是否存在“一月效应”上缺乏共识。本文采用沪深两市A股月市场综合收益率作为分析对象，通过GARCH模型和C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得出的结论：首先，我国股市的“一月效应”并不显著，即我国股市一月不存在明显的超额收益，但是存在显著的“年末效应”．即12月份的收益率为负值。其次，由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得出我国股市的一月的收益率和12月份的收益率不存在显著的相互解释关系，这也说明了“年末效应”不是存在“一月效应”的原因。     

沪深A、B股市场分割的实证研究——基于GARCH模型的收益率波动引导关系

运用计量经济学中GARCH模型和Granger因果性检验。分阶段实证检验了B股市场自对内开放以及汇率制度改革以来,沪深两市A、B指收益率波动的引导关系。得到的结论主要有：B股市场对内开放以来,沪深两市收益率波动的引导关系以及A、B指收益率波动的引导关系有所增强;特别是汇率制度改革以来,A、B股市场收益率波动的引导关系表现得更加显著。     

股市规模效应的再研究--基于上海A股市场的实证分析

规模效应反映了股票收益率与公司规模之间的反向关系。以上海A股市场2001年1月到2003年10月的上市公司数据为对象，通过描述统计和回归分析，认为在处于一个调整期的上海A股市场中，规模同收益率之间没有体现出明显的相关性，而相关性更多表现在同收益率的波动性之间。     

上证A股与B股市场的羊群效应比较研究

为研究国内股票市场中投资者的羊群行为,选取2006年1月4日到2010年11月19日上证A、B股的日收益率数据,采用羊群效应测度的CCK模型,分别用最小二乘法和分位数回归法对股票市场的羊群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显示,上证B股市场的羊群效应始终强于A股,上证A、B股市场中上涨市和下跌市中的羊群效应是不同的,上涨下跌市中的羊群效应强弱随着分位数的不同而改变。     

上海股票市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随机抽取2009年11月30日至2012年11月30日期间上海A股100只股票来探究上海资本市场交易数据对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的适用性。结果发现:在这一期间,上海资本市场股票组合的平均超额收益率与其系统风险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关系,基本不符合CAPM;非系统风险因素对模型的解释力度较大。最后,笔者结合中国股市,作出了可能的解释。     

证券市场行业间的信息流传导效应——基于沪市A股市场MGARCH波动模型的实证研究

同一时点证券市场行业间的收益率波动传导会对投资者的证券组合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本文选用1997年至2008年沪市A股行业的日收益率数据,利用MGARCH模型对中国证券市场行业指数间的波动传导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股票市场行业间日收盘指数收益率波动存在显著的行业传导效应,而且传导可能会存在持续性。投资者可以依据股票市场行业间的波动规律,实施短期的行业间套期保值策略。     

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股权融资市场杠杆效应实证研究

基于我国创业板市场价格指数日收益率数据,借助TARCH和EGARCH模型对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股权融资市场收益率波动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股权融资市场价格收益率波动具有ARCH效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TARCH和EGARCH的估计结果都显示不存在杠杆效应,但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EGARCH估计结果显示存在杠杆效应,即"利空"消息对价格收益率波动的冲击强于等量的"利好"消息产生的冲击;并将这一结果与主板市场进行比较,分析形成两个市场差异的原因。     

股指期货推出对股票现货市场波动性的影响

利用2007—2014年的沪深300股票指数数据,可建立GARCH模型、TARCH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分析股票指数期货上市对股票现货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研究表明：股指期货的推出能够有效降低股票指数的价格波动;同时,股指期货的推出有利于降低股市的非对称“杠杆”效应,即利好、利空消息对股市的冲击有所降低。     

中国股票市场波动性研究--ARCH模型族的应用

大量研究发现,在成熟的金融市场上,金融资产收益率的波动性具有波动聚类性、非对称性、收益与风险同方向变动等特点.中国股票市场是一个新兴市场,它的市场收益率的波动是否也呈现以上特点?运用ARCH模型族对中国上海与深圳股票市场的日收益率的波动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中国股票市场的日收益率的波动存在聚类性及非对称性,但没有呈现出高风险伴随着高回报.     

上海股市收益与波动的周内效应研究

股市周内效应一直是金融投资者关注的焦点问题，许多学者已做了大量研究，但多数文献将收益与波动的周内效应分开来进行研究和检验，忽视了波动与收益的共生性，其结果缺乏严密性和说服力。针对这种情况，提出平行数据GARCH模型并给出了参数的极大似然估计方法，进而对上海股市收益和波动的周内效应进行检验，既反映收益与风险存在共生关系，又避免了分别判断收益和波动的周内效应所致的缺点。     

沪深300指数的ARCH效应

股价指数的收益率序列具有时变波动性、厚尾特征、波动性群集等特点,传统的计量分析无法刻画这些特点。通过对即将推出的股指期货的标的指数—沪深300指数的收益率序列进行ARCH效应分析,采用ARCH模型及其扩展形式对沪深300指数的波动性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沪深300指数的收益率序列是有偏的,并具有尖峰厚尾的特点。同时也具有波动的群集性和不对称性的特点。     

中国股票市场波动非对称性的行为金融学解释

本文采用EGARCH与TARCH模型,以2003年6月30日至2008年6月27日的上证综指和深证综指日收益率为研究样本,对中国股票市场价格波动的非对称效应进行了检验,证实了中国股票市场存在对信息反应的不平衡,即:"利空消息"对股票价格的冲击大于"利多消息"对股票价格的冲击。鉴于国内研究对这种不对称的解释仅限于宏观层面,本文基于行为金融学理论,从投资者非理性行为出发,研究得出投资者的损失厌恶与反应过度的认知偏差是导致其对"利空消息"反应过度的根本原因。     

中国股票市场收益和波动溢出效应实证分析

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模型和ARCH类型模型对沪深股市收益之间的关联性和波动溢出效应进行实证分析,这对于研究股市的结构和判断股市的走势及风险传递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结论显示:沪深股市日收益间有很强的相关性,沪市日收益的历史信息能用来改善对深市未来趋势的预测;沪深股市间存在显著的双向波动“溢出效应”。     

基于波动和收益分解的股市风险收益关系检验——以2003—2012年上证指数高频数据为例

基于非参数高频数据的跳跃检验以及方差分解方法,将股指收益和波动都分解为正负方向的连续、跳跃成分,并对2003—2012年上证指数的风险与收益关系进行检验,分析结果表明：上证综指跳跃发生天数占总天数的11.99%,平均跳跃强度为1.1次,正负跳跃存在非对称性,负向（向下）跳跃对跳跃方差的贡献比正向（向上）跳跃大;已实现方差在不同时间范围对收益都没有解释效力,分解的各风险因子只在中期（一周）对收益有较好的预测作用;不同成分的风险收益权衡关系是不一致的,各上行风险都得到负的风险溢酬,而各下跌风险都得到正的风险溢酬;我国股市中存在显著的杠杆效应,收益对波动非对称性的效应主要来自连续收益的贡献,而非跳跃收益。     

我国消费者信心指标与股价指数的关联度研究

我国股市“非理性投机”、“弱式有效市场”的现状，造成我国如今股市低迷、投资者信心不足等严重的问题。而通过传统的技术分析和基础分析手段，无法对股市震荡、股价的波动进行完美的诠释，因而部分学者开始另辟蹊径，探寻能够更好解释股价变动的“第三条中间路线”。此时，我国消费者信心指标的编制与发布，为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与思路。我国自2003年底开始编制并发布消费者信心指标，旨在从宏观整体经济发展，到微观股市汇市走势研究预测方面，发挥该指标强大的领先与预测功能。文章选取我国三组消费信心指标、上证综指与深证综指两组股价指数，通过相关性检验、因果检验与脉冲响应指数与方差分解等方式，不仅得出我国消费信心指标与股价变动之间较强的关联性，还通过分样本区间的讨论，得出股市衰退、股价下滑阶段，CCI指标与股价指数的关联度更大的结论。     

中国股指期货市场与股票市场波动的动态关系——基于流动性因子的实证研究

本文借鉴Bessembinder和Seguin建立的模型从价量角度实证研究了沪深300股指期货市场交易活动因素对股票市场波动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股指期货市场预期成交量对股票市场波动的影响显著,且预期成交量对股票市场波动有正向影响,股指期货市场持仓量对股票市场波动的影响不显著;股票市场预期成交量与非预期成交量对股票市场波动均有正向影响,且影响程度高于股指期货市场预期成交量。这说明自沪深300股指期货合约上市以来,股指期货市场顺利运行,其中,套期保值者交易活动对股票市场波动无影响,而股指期货市场整体交易活动则对股票市场波动有正向影响。     

我国股票指数与政策影响因素之间的关联度研究

本文在全面搜集影响股市涨跌的重要政策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根据政策变量对股市的冲击力度大小对其进行赋值，得出政策变量曲线，并采用SPSS相关性分析工具，计算政策变量曲线与股市涨跌曲线之间的关联度数值，同时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辅助验证政策变动与股市变动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该计量模型能够较好地解释政策变动和上证指数变动之间的关系。在正常的股票市场状态下，中国证券市场的波动明显受到政策影响，两者变化高度相关。因此，若短期经济政策经常出现非预期的频繁变动，将增加投资风险，从而加大中国股市的投资难度。     

我国股票价格对货币市场利率的影响研究

金融市场调控需要强化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之间的联动。以我国货币市场短期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为例,运用面板数据模型与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实证研究股票价格对货币市场利率的影响。研究表明：短期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对“上证”和“深证”A股与B股股票价格指数的反应系数不一样;“上证”B股、“深证”A股和B股股票价格指数部分是短期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的格兰杰原因,而“上证”A股股票价格指数均不是短期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的格兰杰原因。因此,在利率市场化背景下,为防范股票价格波动引起的货币市场利率风险,应重点关注“上证”B股、“深证”A股和B股股票市场的稳定性。     

货币政策、股市扩容对股市收益率的影响:2006-2011——基于供给和需求的分析框架研究

从股票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来建立分布滞后回归模型(ADL),检验股市扩容和货币政策变动对股市收益率的影响。货币政策主要分为数量型和价格型两种工具,数量型货币政策主要考虑货币供给,价格型货币政策主要考虑利率,这些是从影响股票需求方面分析;股市扩容是从股票供给方面来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当把M1/GDP作为货币供给的代理变量时,利率和滞后两期的上证指数是影响上证指数收益率的主要原因,利率和滞后两期的深圳成指是影响深圳成指收益率的主要因素,IPO、货币供给的影响因子通不过显著性检验;当分别把M2/GDP和信贷余额增速作为货币政策代理变量时,只有利率对股市收益率有影响,IPO和货币供给对股市收益率的变动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