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中国传统文化视角下的家族企业制度变迁--我国家族企业文化研究综述

中国社会构造的根基在家庭，家庭及家庭利益的声誉往往高于其它组织形式。中国人的信任是建立在血缘共同体的基础之上的一种难以普通化的特殊信任。“家文化”在中国家族企业形成过程中作为非正式的约束对其正式制度产生着重要影响。在中国经济处于转轨的背景下，中国家族企业组织形式的演变，也必然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适当吸收外部企业文化为方向的。     

大众传媒、社会表达与商议民主——两个个案分析

本文描述和分析了1990年代末期以来由传媒参与、促进公共政策议程的两个个案。在这两个个案中,社会表达得以实现,促成了公共商议,并导致了政府对商议基础上形成之民意的政策回应。本文的任务即是理解这一进程如何发生,哪些因素促成了这一过程,试图对此进行理论诠释。新闻传媒的能动性及其所立基的基本价值立场是上述过程得以发生的关键,其能动性必须放在当代中国传媒的市场化、新闻专业文化的生成以及作为消息来源的“社会”的生成和活跃当中去理解。通过分析传媒能动性的来源,本文也讨论了当代中国传媒参与商议民主的现实,及其在当代中国社会条件下持续存在的可能性。     

论中国古建筑装饰对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影响

文章对中国古建筑的诞生与发展、审美理念、结构形式、装饰文化及其在经济与文化发展中的影响进行探讨,从而更有利于理解和持续性发展中国古建筑的价值。     

网络流行语“中国大妈”和“中国式X”解析--基于认知及社会文化维度

伴随着新媒体的发展，“中国大妈”和与其结构类似的“中国式X”的网络流行语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代表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的“中国式X”，本身就是一个语言模因，它的各种次生语言形式在模因的作用下得以在社会大众之间广泛繁殖和衍生。我们既可以从认知语言学的概念重叠和概念整合角度对“中国大妈”的形成及其所隐含的调侃语义进行解读，也可以从社会文化学领域的模因论视角对“中国式X”的传播进行探讨。     

艾滋病、“现身”媒介的合法性与权利行动的可能——基于《人民日报》与都市报的文本研究

在中国,“同志”一直是一个讳莫如深的媒介议题,作为性存在的一种方式,同志得以“现身”传统大众媒介,往往与某个固定化了的范畴相互勾连,而这些范畴随着时间（历时性的变化）与空间（不同地域）的变化,成为不同的连接点,连接作为群体的同志与国家话语。因此,本文力图透过《人民日报》（1949—2009）与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以都市报、周末报为代表的市场化报纸等媒介文本,梳理出自改革开放以来,两类报纸勾连同志与国家话语的诸多连接点及其差异,以及这些变化背后深刻的政治与文化意义。     

费孝通先生的第三篇文章：全球化与地方社会

费先生的第三篇文章主要从人类的整体观、技性与人性、文化的共生与文明的对话等视角来讨论全球体系中的中国社会内部的多民族多文化的相处之道以及中国的文化理念和思想如何成为全球化过程中的重要的文化资源。这种讨论,也是全球化与地方社会对应关系经由人类学视角所进行的具体的努力和实践。简言之,中国社会和文化中所积累起来的对异文化理解的精髓与人文精神,一定会为“和而不同”与高科技的全球社会的建立,发挥积极的作用。     

公共产权、集体产权与中国转型经济

公共产权在市场经济中普遍存在,集体产权在中国转型经济中将长期存在.在辨析相关概念涵义基础上,本文分析比较了公共产权和集体产权的区别与联系,探讨它们对我国转型经济的意义.认为具体的制度环境和社会对具体产权形式选择的成本-收益权衡规定着现实经济中集体产权或公共产权的存在及其演变,尤其是在联系到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时,集体产权的存在与发展(或演化)对于转型经济的和谐稳定发展具有正向作用.     

中国资源型国有企业组织形式演变规律分析

本文重点以辽河油田等为例，研究了中国资源型国有企业组织形式的演变规律。中国资源型国有企业组织形式普遍经历了由(“准军事化”)“行政化”——“准行政化”——(企业化)“企业集团化”的演变过程，企业的性质、目标、主业和内部组织结构等都随之表现出明显的规律性特征。在特定的条件下，资源型国有企业组织形式的“准军事化”、“企业集团化”等都是有效率的，是企业适应市场环境的反应。中国资源型国有企业组织形式的演变过程是中国市场经济转轨过程的一个缩影．由此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演变规律丰富了企业组织理论的内涵。     

从“根据地经验”看中国社会主义新传统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年代，制度和管理模式的选择所受现实的限制都是很“硬”的，本文集中关注了制度和管理模式受到劳动力相对价格低下，以及由此决定的社会矛盾对抗性和民众中间蕴藏的政治反抗能量之间的限制和因应关系，初步追溯了扁平化管理的现实基础。少数精英阶层与大众之间的矛盾性质以及制度稳定性问题，被毛泽东看成是理解中国社会的关键线索，革命年代的管理经验、现实的矛盾和和未来的制度演变趋势，都曾经是毛泽东作出重大决断的依据，本文把这三个时间段落结合起来，作了一个初步的梳理。     

海外华人与崛起的中国：历史性、国家与国际关系

本文以海外华人与当代中国的对外关系为切入点,分析国际移民与国际关系之间的理论与实证联系。作者指出,我们需要从历史性、结构性以及社会性等方面来解释海外华人在中国的外交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作用,除了注意到海外华人社会自身的分散性和多元性之外,中国对国家利益界定的集中性,以及侨务政策和外交政策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也是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本文认为,政治、族群和文化认同——它们是国际移民理论和国际关系中的建构主义思潮共通的研究对象——可以成为联结海外华人与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派的纽带。     

阶级话语的消逝

本文考察了中国阶级政治和阶级话语中的一些历史性悖论,特别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中国大陆新工人阶级结构性地形成时阶级话语的消逝,阶级概念被限制在小范围的学术界,并被后来流行的社会分层概念完全取代,导致当今中国不可避免的去政治化过程。中国知识分子的当代实践和他们关于社会分层与社会不平等的研究进一步扼杀了阶级话语,抵消了在快速变迁的中国社会中形成的对阶级冲突的新理解。现在对阶级分析的重现,除了一小部分之外,同样延续了去政治化的话语,消解了对中国向全球资本主义转型的可能的批评。     

社会保障筹资模式的路径选择——基于筹资模式的储蓄效应研究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许多实行现收现付制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财政负担越来越重,为了保证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性,各国开始寻求新的社会保障筹资模式。在世界银行主推的基金制社会保障制度浪潮下,二十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结合本国实际情况也开始了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并于1997年开始实施社会保险基金的＂部分基金制＂,即现收现付制与完全基金制相结合的筹资模式。本文阐述了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的运行机理并探讨了其与储蓄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的部分基金制进行解析。本文认为部分基金制的＂个人账户＂的储蓄功能目前无法得到实际发挥,由于我国目前的经济条件和收入差距悬殊等问题,使得部分基金制向完全基金制的转变应循序渐进,现收现付方式还应是我国目前实行的部分基金制中的侧重部分。     

新闻自由与名誉权保护价值的探讨

随着科技的高速发展,通讯信息已经越来越普及在人们的生活之中,人们对新闻信息的获取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报章杂志中,新科技的通信使得新闻信息更方便更快捷地传递于人们的生活中。然而,这样快捷便利的新闻传递让新闻自由与名誉权之间的冲突问题愈演愈烈。我国自有新闻事业以来,新闻事业一直对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可以说,新闻事业在传播信息服务民众、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宣传政府政策、监督各行各业良好运行以及提升国民素质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我国发展新闻事业时间有限,新闻侵权案件屡屡发生。因此,结合现实情况,应通过对新闻自由与民事权利的深入研究讨论新闻自由与名誉权之间的冲突和平衡。另一方面,新闻监督在目前的社会生活中已被称为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种权利。鉴于这种重要性,在舆论监督过程中必然会涉及民事权利的侵权问题。     

文化实践、图式与“关系”建构——以河北白洋淀地区两村落的个案分析为例

“关系”这一概念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成为了一个时髦的流行语汇。依据在河北白洋淀地区两个村落的实地调查,本文强调“关系”只有在文化实践中才有意义,世界上可能会有各种不同样式的“关系”,但并非只有中国才盛产“关系”。与此同时,社会记忆变成是对图式的不断加工和重构以适应千变万化的社会现实的手段。人们可以通过各种的关系实践来穿越帝国或现代国家对个体生活的控制,另一方面也不会妨碍他们对理想人伦关系图式的不断丰富和重构。     

Social mobility and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 understanding the role of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education

China’s rapid economic growth since the late 1980s has been accompanied by great economic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which have resulted in a sharp increase in income inequality. This article contributes to the literature of social mobility in China by examining the impact of parental education on the education of their children. Using the 1990 and 2000 Chinese Population Censuses, we employ nonparametric estimation strategies to provide a systematic investigation of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education in urban China. We find evidence of increasing parents–children educational correlations. Our results raise concerns regarding economic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 as high intergenerational persistence of education is expected to be a barrier to equal opportunities in children’s education attainments and their future labour market outcomes.     

中国发展经验的理论与实用含义——非正规经济实践

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解主要来自“新制度经济学”,特别强调市场化的私有公司以及相关法律所起的作用;Andrew Walder和钱颖一等则指出,地方政府,尤其是其乡村企业,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但两种分析都不能解释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经验：发展的主要动力变为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的竞争下为外来企业所提供的大力支持。它们普遍用低于其成本的土地和配套基础设施,另加各种显性和隐性补贴以及税收优惠,并允许绕过国家劳动和环保法律来招引外来投资。正是它们的这种非正规实践以及伴之而兴起的庞大的非正规经济,而不仅是外来企业,才是中国惊人的GDP增长的主要动力,同时也是其日益加剧的社会与环境危机的来源。本文的分析来自历史＋理论的视角,所指向的是对中国改革经验的新的理解和实用措施。     

A Geopolitical Analysis of Popular Songs in the CCTV Spring Festival Gala, 1983–2013

Based on the notions of ‘popular geopolitics’ and ‘practical geopolitics’, this article explores how China’s geopolitical strategies are represented and reproduced by the popular songs in the CCTV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 Spring Festival Gala during the past thirty years (1983–2013). Drawing on the (con)textual and visual analysis of 539 popular songs, how geopolitical knowledges are represented and reproduced by these songs and how these songs are involved with China’s geopolitical strategies are analysed. The main argument of this article indicates that the official regulated popular songs in the annual Gala can be considered as important constitutions of China’s state apparatus which aim at propagandising and legitimating the official geopolitical strategies on both internal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As research of the geopolitical engagements of China’s popular music, this article might also be read as a contribution to wider literatures on popular and practical geopolitics from a non-Western perspective.     

当前中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改革的思路

本文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改革历程,发现尽管改革的目标是要形成多元化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但是改革过程中却呈现出曲折的两阶段性：到20世纪末农村信用社垄断了农村金融市场;进入21世纪以来,农村信用社的垄断地位逐渐被打破,改革又开始向多元化金融组织体系目标回归。     

是婚姻道德还是性别压迫——探索凯特·肖邦的《一小时的故事》多元化解读的原因

凯特·肖邦的《一小时的故事》在初次出版时,受到了当时社会的严厉谴责。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女性主义者则对这部作品持高度赞扬的态度,并且将作者列为女性主义作家。进入21世纪初期,人们又对这部作品重新反思。对于一部作品的评价,不同时代观点是不一样的,有时甚至完全相反。从作品本身和时代背景两个角度出发,探讨了其中的原因。     

师范院校与中国的现代化：1897～1937

本文试图从社会史的角度,将师范院校视为一种文化和社会机构,考察它们在20世纪前半叶中国历史变迁中的角色。笔者指出了欧美学界在中国教育的研究中对师范学校的忽视,认为这种忽视表现出他们在研究中国社会时仍持有“隐性”的“西方中心论”。文中讨论了师范院校在教育体系中的独特设计、课程设置、培养目标以及学生来源和教育实践活动,认为这些都表现出中国对西方教育制度的选择性接受,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连续性以及“中”“西”文化和教育理念的相互渗透、包容、改造。同时,从社会层面上看,师范学校的独特性使其对清末的社会转型、民国时期的国家建设和乡村改造、20世纪女子教育和女性进入社会,以及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30年代的东山再起,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